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条例 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条款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简称水污染防治法），防治北京地区的水体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合理地开展利用水资源，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结合本市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管辖的河流、水库、湖泊、沟渠等地表水体和地下水体的污染防治。
第三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将水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和计划，采取防治水污染的对策和措施。每年用于水污染防治的费用应当占财政预算的适当比例。
第四条 市环境保护局和区、县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是对水污染防治实行统一监督管理的机关，主要负责监督检查辖区内各部门、各单位贯彻执行有关法律、法规、标准的情况，组织有关部门编制水污染防治规划和计划，组织水污染防治的科学研究，组织水质监测和汇总监测资料，
组织调查、处理水污染纠纷和事故。
第五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下列各部门应当结合各自的职责，协同环境保护部门对水污染的防治实施监督管理：城乡建设规划管理部门负责规划建设中的水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水利管理部门负责地表水污染的监督管理，地质矿产部门负责地下水污染的监督管理，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公
用部门负责饮用水源的卫生监督管理，市政工程管理部门负责城市下水道系统污水的监督管理，环境卫生管理部门负责防止城市垃圾、粪便对水体污染的监督管理，农业、渔业部门负责防止施用农药、污水灌溉和养殖等对水体污染的监督管理。
第六条 一切企业、事业单位（含个体经营者，下同）都应当按照“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的原则，采取措施，积极防治水污染。
各企业、事业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和领导所属单位贯彻实施水污染防治法和本条例。
第七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责任保护水环境，并有权对污染损害水环境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检举。
因水污染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要求致害者排除危害和赔偿损失。
第二章 污染源的监督管理
第八条 严格控制新的污染源。凡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污水的新建、扩建、改建项目，必须将水污染的防治设施和建设项目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建设单位和有关部门都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水污染防治所需资金、材料、设备应当和主体工程统筹安排，纳入计划。违反这项规定的，计划部门不得批准。
（二）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和防治污染的设计文件，必须报经环境保护部门批准；未经批准，城乡建设规划管理部门不得签发施工许可证。
（三）水污染防治设施必须经环境保护部门会同有关监督管理部门验收，合格的发给污水排放许可证，不合格的不得发给许可证，该建设项目不准投产或者使用。
违反前款规定的，应当由有关主管部门追究责任人员的责任。没有建设水污染防治设施的，由环境保护部门责令限期补建，水污染防治设施不合格的限期改进。
第九条 凡排放工业废水、医院污水、含放射性的物质或者其他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必须向所在区、县环境保护部门申报登记拥有的污染物处理、排放设施和在正常作业条件下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浓度，提供防治水污染的技术资料，并抄送水利或者市政工程管理部门。
排放水污染物的种类、数量、浓度和处理设施有重大改变的，应当及时申报。
第十条 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应当依法缴纳排污费；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单位，应当依法缴纳超标准排污费，并负责治理。
排污费和超标准排污费的征收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一条 对造成水体严重污染的单位，责令限期治理。
对中央或者市属企业、事业单位的限期治理，由市环境保护局提出意见，报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区、县以下的企业、事业单位的限期治理，由区、县环境保护部门提出意见，报区、县人民政府决定，并报市环境保护局备案。
对中央或者市属企业、事业单位内单一小项目的限期治理，由市环境保护局决定或者由所在区、县的环境保护部门提出意见，报区、县人民政府决定，并报市环境保护局备案。
第十二条 因事故或者其他突然性事件排放污染物，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水污染事故的，必须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并向环境保护部门和其他直接有关的部门报告。接到报告的部门应当及时帮助发生事故的单位妥善处理。
第十三条 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及有关协同监督管理部门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进行现场检查和监测的时候，被检查的单位必须如实提供情况和必要的资料。检查机关有责任为被检查的单位保守技术秘密和业务秘密。
第三章 防治地表水污染
第十四条 根据本市辖区内水体的主要功能、水质现状及其所处的位置，将地表水体分为三类，按照国家《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进行规划、评价和管理。
（一）第一类水体主要是作为饮用水源和饮用水源输水河道的水体。在该水体的第一级保护区内，执行水污染防治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在第二级保护区内排放污水，执行《北京市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规定的第一级标准。
（二）第二类水体主要是作为风景观赏的水体。在该水体流域范围内排放污水，执行《北京市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规定的第二级标准。风景名胜区水体保护区内，执行水污染防治法第十九条的规定。
（三）第三类水体主要是第一、二类水体以外作为其他用途的水体。向该水体内排放污水，执行《北京市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规定的第三级标准。
以上三类水体的具体范围和第一、二类水体的保护区由市人民政府划定。区、县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区饮用水源保护的需要，划定本区、县的水源保护区。
第十五条 在第一类水体流域范围内，不得建设石棉制品、硫磺、电镀、制革、造纸制浆、炼焦、漂染、炼油、有色金属冶炼、磷肥和染料等对水体有严重污染的项目。
在第二、三类水体流域范围内，对上述建设项目，应当严格控制，确保水体不受污染。
违反以上两款规定的，依照国务院颁发的《城市规划条例》和《北京市城市建设规划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六条 新建卫星城镇和改建县城，应当逐步建立和健全排污系统和相应的污水处理设施。
第十七条 将水污染物排入市政下水道的，执行《北京市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的有关规定。
已建成污水截流管的河段，严禁排入污水。
第十八条 禁止向地表水体排放或者倾倒工业废渣和有毒有害废液。
禁止向地表水体倾倒城市垃圾和其他生活废弃物。
禁止在河道两侧隔离带内建设畜禽养殖场、堆放垃圾和其他可能污染水体的废弃物。
禁止使用毒品、农药、炸药捕杀鱼类和危害其他水生生物。
禁止在地表水体清洗装贮过油类或者有毒有害污染物的车辆或容器。
第十九条 使用农药，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安全使用的规定和标准。
运输、存贮农药和处理过期失效农药，必须加强管理，防止造成水污染。
第四章 防治地下水污染
第二十条 禁止企业、事业单位利用渗坑、渗井、裂隙、溶洞以及漫流等方式排放、倾倒工业废水、医院污水和其他有毒有害污水以及废弃物。已排放、倾倒的，必须向所在区、县环境保护部门申报登记，按区、县人民政府的决定，在限期内进行治理。
第二十一条 禁止将可溶性剧毒废物和含放射性的物质直接埋入地下。
堆放、埋弃含有毒有害物质的废渣、废液和城市垃圾，必须采取有效的防止污染措施。堆放、埋弃地点的选择，由市环境保护、规划、公安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审查批准。
第二十二条 输送液体原料、油类和有毒工业废水的管道，必须有防渗漏措施，污染地下水的必须限期治理。
第二十三条 污染地下水质的水井，应当限期改进，消除污染。人工回灌直接补给地下水，回灌水的水质应当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和有关的规定。
第二十四条 灌溉用水的水质应当符合国家《农田灌溉水质标准》，防止污染地下水。
第二十五条 在勘探和打井工程中，需要揭露和穿透含水层的，必须按照有关规范要求，严格做好分层止水和封孔工作，防止地下水的污染。
第二十六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在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的时候，应当统筹兼顾，节约用水，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限制过量开采。
第五章 防治饮用水源污染
第二十七条 密云水库、怀柔水库和京密引水渠的保护区内，禁止一切直接或者间接污染水体的行为。
北京市人民政府制定的《北京市密云水库、怀柔水库和京密引水渠水源保护管理暂行办法》，必须严格执行。
第二十八条 官厅水库、永定河山峡河段，永定河引水渠的水源保护，必须按照北京市、河北省、山西省人民政府联合颁布的《官厅水系水源保护管理办法》严格管理。南旱河河道两侧各一百米范围内，应当按照该管理办法一级保护区的规定进行管理。
第二十九条 严格保护城市自来水厂的地下水源，禁止一切污染地下水的行为。由市人民政府划定地下水水源防护区和补给区，制定防治管理办法。
第三十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不得污染井水、泉水和其他饮用水水源。郊区村镇饮水水源的防护，依照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的要求，由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组织实施。
第六章 监测
第三十一条 市环境保护局监测中心组织市地质矿产、水利、公用、市政工程管理、卫生防疫、工业等部门和各区、县环境保护部门的监测单位，组成监测网，对全市地表水、地下水和污染源进行监测，对排放的污水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十二条 市环境保护局监测中心负责水污染纠纷、排污收费争议的技术仲裁。
区、县环境保护监测站参加有关水污染事件的调查，提供监测数据。
第三十三条 排放工业废水、医院污水和其他有毒有害污水的企业、事业单位，必须建立监测制度，设置机构或者专人或者委托有关部门，对排放的废水水量、水质进行定期、定项监测，并向所在区、县的环境保护部门报告。
第七章 奖励与惩罚
第三十四条 对水污染防治作出贡献的单位或者个人，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的，由市、区、县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或者企业、事业单位，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认真执行水污染防治法和本条例，成绩显著的；
（二）综合利用废水或者减少废水排放量，降低污染物排放浓度，成绩显著的；
（三）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水污染事故，避免、减轻损失的；
（四）对水污染防治有发明创造、技术革新或者提出合理化建议，确有效益的；
（五）对造成水污染事故或者违反水污染防治法和本条例的行为，进行检举揭发，经查证属实的。
第三十五条 违反水污染防治法和本条例有关规定应当追究法律责任的，依照水污染防治法关于法律责任的条款处理。
第三十六条 违反水污染防治法的有关规定和本条例禁止性条款的单位，可以给予警告或者按下列规定罚款：
（一）情节较轻的，处三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二）情节和后果较重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情节和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五万元以上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罚款不满五千元的，由区、县环境保护部门决定；罚款五千元至五万元的，由区、县环境保护部门报区、县人民政府决定；罚款超过五万元至十万元的，由市环境保护局决定；罚款超过十万元的，由市环境保护局报市人民政府决定。
第三十八条 违反水污染防治法和本条例的规定，造成水污染，情节较轻的，环境保护部门对责任人员可处二十元至一百元的罚款；情节和后果较重的，对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情节和后果特别严重的，对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条 排污单位对缴纳超标准排污费有异议的，可在收到缴费通知书之日起十日内向所在区、县环境保护部门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收到决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作出收费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
拒不缴纳排污费的，作出收费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
第四十一条 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和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执法，忠于职守。凡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可视情节和后果，给予行政处分，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的问题由市环境保护局进行解释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条款
第一百一十五条 违反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的管理规定，在生产、储存、运输、使用中发生重大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八十七条 国家工作人员由于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二、国务院颁发的《城市规划条例》有关条款
第十五条 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违反本条例的组织和个人，可以分别给予以下行政处罚：
（一）对违反本条例规定侵占土地的，应当责令其退出违章占用的土地，或者吊销其用地许可证，并可给予警告或者罚款。
（二）对违反本条例规定进行建设的，责令停止违章建设行为，吊销其建设许可证，或者责令其拆除违章的建筑物、构筑物，并可给予警告或者罚款。
1985年10月11日
论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
——以建构正当强制医疗程序为视角
被害人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角色，在强制医疗诉讼中也不例外。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趋势是在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同时，也重视加强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在被害人诉讼权利中，其程序参与权是一项相当重要的权利，而在我国刚刚起步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并没有很完备地体现在立法中，这对于建构正当强制医疗程序，平等保障双方当事人的权益，实现实体正义是不够的。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对于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中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要建构正当强制医疗程序，必须保障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参与权。
刑事诉讼程序参与权是指案件双方利害关系人以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参与到整个诉讼过程中，并能有效影响裁判结果的权利。新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强制医疗程序，从程序上规范了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的适用条件，对于保障公众安全，及时妥善医治精神病人将发挥重大作用。它体现了法律对于社会安全和精神病人健康及其他合法利益的双重关怀，能够有效避免精神病人再次实施危害行为，也有利于精神病人的精神康复。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但是，对于被害人的权利保障，特别是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未明确规定，不得不说是一大缺憾，这也是今后完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应解决的问题。
一、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程序参与权的法理依据
正义是制度合法性的基石。正义的对象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即用来分配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划分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和负担的主要制度。[1]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体现了均衡正义的思想，尽力想通过某种补偿或再分配使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应与被告人一样享有同等地位，“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丝毫不意味着将与企图伤害犯罪人并剥夺其宪法性权利的压制性的刑事政策发生必然的联系。”[2]维护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利益应当兼顾，以实现均衡正义。迈克•D•贝勒斯确定了程序公正的七项原则，其中之一即为参与原则，意指“当事人应能富有影响地参与法院解决争执的活动”。[3]因此，程序运作上的参与性意味着要将与强制医疗裁决结果有关的利害关系人纳入到决定的做出过程中，让各方当事人充分陈述意见。随着国际社会对犯罪现象认识深化和国际人权保障运动的发展，犯罪被害人在诉讼活动中的地位逐渐提高，其诉讼权利的独立性和重要性日益成为国际共识。[4]
二、保障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程序参与权的必要性
刑事强制医疗诉讼作为刑事诉讼的一种特别程序，其被害人具有双重地位，一般意义上的刑事被害人程序参与权保护的必要性契合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程序参与权保护的必要性，除此之外，还有其作为特别刑事程序应对其被害人程序参与权保护的必要性。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是被害人权利中一项最重要的权利，犹如基石之于高楼大厦。被害人程序参与权保护的必要性从人权保护的角度来看，人权是作为人必须拥有的权利，刑事诉讼所涉及到的每个人自然也都应该得到基本人权的保障，并应该得到法律的支持。“人权既及于犯罪人，也应平等地及于被害人。”[5]
（一）加强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保护是维护本国宪法尊严的需要
世界各国的宪法中都规定有关于本国公民权利义务的篇章。2004 年，我国宪法修正案更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确立了人权保护的最高法律依据。宪法是母法，是每个公民的行为准则，任何人不准违反。刑事被害人作为国家公民，其合法权益自然要求国家法律加以保障。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实现对涉及自己利益的程序参与权的有效保护，必然会导致宪法中有关公民权利的那部分规定形如白纸，宪法在公民心目中的地位下降，尊严会降低甚至丧失。同时，国家在国民心中应有的权威也会受到一定程度损伤。刑法、刑事诉讼法是一国宪法的具体体现，国家应不断完善相应的法律规范，在加大对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加强防范意识的同时，也要注重对已发生的侵害行为中被害人可以有效地参与到维护其利益的诉讼中，确保对被害人利益的最大恢复。因此，对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的保护，就是维护了宪法的尊严，也就是维护了社会主义国家和法律的尊严。
（二）加强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保护是保障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公正的需要
刑事强制医疗诉讼公正，是指在该诉讼由始至终运作的全过程中，现实被害人与被申请人在维护各自合法权益方面，都有充分的参与程序的权利，确保无辜者不受刑事追诉，有罪者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现实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而受到的损害得到应有的赔偿。一个国家重视对双方利害关系人平等参与程序的权利的保护是实现程序公正的需要，是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体现。若国家只注重对被追诉方单方程序参与的保护而轻视甚至漠视对被害人程序参与权利的保护，必定会使已受到非法侵害的被害人心存不满，而且很可能会放纵了犯罪分子，使其逃脱应有的制裁，还会给被害人带来二次伤害。这样，强制医疗程序显然无法实现应有的公正。
“程序是与选择联系在一起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是法制体系中最生动活泼的领域。可以说，程序的本质特点不是形式性也不是实质性，而是过程性和交涉性。”[6]由此可见，诉讼程序中参与的重要性。在强制医疗程序中，精神病人及其监护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应当有充分的机会参与刑事裁判的形成过程，并对裁判结果的形成发挥有效的影响和作用。确保程序主体，特别是被害人富有意义地参加诉讼全过程，对于程序公正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三）加强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保护是实现实体正义的需要
人们常将正义分为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所谓实体正义就是从目的和结果意义上对权利义务分配原则作的合乎正义标准的规定。法治的实体正义往往体现为人们对美好的法治生活、政治理想与社会目标的追求。但是要使这种规定得以形成并真正发挥作用，还必须有一个具体的过程和方式，即一定的程序。而程序正义主要关注于为实现实体正义所采用的方法和程序是否有利于实体正义的实现，以及这些方法自身是否符合一定的正义标准。[7]程序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结果和状态而事先进行的一定时间的活动，有人称法的程序正义为“看得见的正义”，这来自于一句著名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
正当强制医疗程序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让双方利害关系人都富有意义地参与到刑事裁判的形成过程中，这样的正当程序才能有效地保障实体正义的实现。强制医疗制度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作为一种特别的诉讼程序，不同于普通的诉讼程序，它的特点在于采用这一程序的目的不是解决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问题，而是决定是否对特定的被申请人强制医疗。由于此类案件审理的对象患精神病或者或者精神障碍，受其病理性干扰，不能像正常人有效地参与诉讼，因此，法律规定了缺席审判制度。基于此，如果被害人再不参与诉讼，等于是双方利害关系人都没参与到法院裁判的形成过程中，这对查明案件事实，作出公正裁判是完全无益的。而且被害人富有意义地参与程序，可以约束裁判者的自由裁量权，限制恣意的发生，从而确保裁判结果的正义性。[8]
（四）加强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保护是保证鉴定结论公正性的要求
在强制医疗程序中，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犯罪的精神病人进行司法精神医学鉴定，是正确适用强制医疗的前提。当然，认定精神疾病患者在实施危害行为时有无责任能力并决定其是否应负刑事责任，属于司法机关的职权，但是由于司法人员缺少司法精神病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因此，鉴定在强制医疗程序中即处于核心地位。Koch法官曾毫不避讳地说：“事实上裁判几乎是从法官的重心转移到医生的范围，此乃必须接受的事实。”[9]鉴于鉴定结论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的核心地位，鉴定实施程序更是强制医疗程序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样要遵循程序参与原则。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作为利害关系人，理应在对精神病人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过程中到场，并能够及时在鉴定过程中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观点和主张并对他方当事人进行质证、反驳或者抗辩。这样一方面将鉴定过程置于当事人监督之下，增加鉴定过程的透明度，保障鉴定结果的公正性；另一方面，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充分参与鉴定过程，有利于增加他们对鉴定人和鉴定结论的信任度，避免重新鉴定，提高鉴定的效率和诉讼的效率。
三、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程序参与权立法现状
（一）审判程序中被害人程序参与权的立法缺失
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的司法解释未对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作明确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七条和《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五百三十六条规定了“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强制医疗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该规定赋予了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申请复议，但该解释第五百三十条关于开庭审理强制医疗案件程序中并未赋予被害人像普通刑事案件一样参与庭审并享有参加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的权利，这会影响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权益的实现。其未参与庭审，不利于其复议申请权的正确行使。因为在涉及被害人权益的审判程序中，应当从实际上保障其具有参与该程序并发表意见的权利。无救济即无权利，“程序上的可救济性则是要赋予有关当事人程序上的救济权，即对于法院的裁决必须赋予当事人救济的权利。”[10]反过来，被害人的救济权行使是建立在其充分参与程序并发表自己的意见的基础上，否则，救济权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鉴定程序中被害人程序参与权的立法缺失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了强制医疗适用条件，即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概括起来就三个条件：第一，行为人系精神病人；第二，实施暴力行为，且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第三，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性。其中有两个条件涉及到司法鉴定，这也是法院审理时审查的主要对象。由此可见，司法鉴定在强制医疗诉讼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正确适用强制医疗的前提。司法鉴定在强制医疗诉讼中的重要性并不必然决定被害人享有充分的程序参与权。我国目前关于司法鉴定的法律、法规还比较缺乏，尤其关于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方面的更为稀少，2007年10月1日由司法部发布开始实施的《司法鉴定程序通则》涉及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特殊规定仅“对被鉴定人进行法医精神病鉴定，应当通知委托人或者被鉴定人的近亲属或者监护人到场”（第24条）。但对于被害人是否可以参与鉴定程序却无任何规定。由于我国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的司法解释将对当事人的精神状态进行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的权利赋予公、检、法三机关，而非当事人；而且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将鉴定人出庭作证作为确定鉴定结论法律效力的必要前提，以致鉴定人通常不出庭，仅出具鉴定结论即可，被害人作为当事人根本无法对鉴定人进行发问，了解鉴定结论作出的过程和依据。在鉴定程序中，被害人的参与程度以及对鉴定结论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法律在这方面规定的缺失严重影响强制医疗的正确适用。
四、加强保护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程序参与权之建议
强制医疗程序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新增加的一种刑事特别程序，在理论和实践上尚处于探索阶段。在权利保障上，法律倾向于肇事的精神病患者，从人权的角度看，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要建构正当的强制医疗程序，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也决不能忽视。
（一）赋予被害人参与庭审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