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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持有行为对社会关系产生的危害达到一定程度时,持有行为即进入刑法评价的视野。程序法没有相应严格的立法规定,因此,对于持有型犯罪行为人的主观罪过的证明以及证明责任的承担,由于缺乏明确的证明标准而存在较大的争议。而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规则的完善,对持有型犯罪定罪机制有着深刻的影响。

　　持有型犯罪的司法困惑

　　(一)行为人主观罪过证明的困难。对行为人的主观罪过的判定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难度,但相对于作为犯罪或不作为犯罪的主观罪过证明,根据持有型犯罪行为人的持有行为来判断行为人的主观罪过的难度更大。就非法持有毒品犯罪而言,由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法定刑一般轻于其他毒品犯罪的法定刑,行为人一旦因其他毒品犯罪被抓获,往往极力否认自己真实的犯罪意图,而仅承认有持有毒品的故意,有时甚至连持有的故意也予以否认。因此,除非行为人主动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否则要证明持有人的主观故意十分困难。另一方面,当行为人确实不知道是毒品而持有时,刑法又如何使无辜者免遭牢狱之灾呢?立法者设立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初衷,是为了严密法网,打击毒品犯罪。但由于对行为人主观罪过的推定没有相应的标准和程序保障,很难达到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实现。

　　(二)证明责任分配的争议。“证明责任乃诉讼的脊梁”,这一法谚生动说明了证明责任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重要性。随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以及其他持有型犯罪的出现及其在诉讼程序上表现出来的特殊性,持有型犯罪证明责任的分配出现颇多争议。比如,有学者认为司法机关和被告人共同承担证明责任。也有学者提出被告人不应承担证明责任,而完全由司法机关承担证明责任。对于持有型犯罪的证明责任的分配,究竟应遵循控诉方承担证明责任的一般原则,还是应作为一种特例来处理证明责任的承担主体,这不仅涉及到该类罪的构成要件的特殊性,还需要刑事程序法给予法律的保障。

　　证据规则改革将严格持有型犯罪行为人主观罪过推定程序

　　刑事诉讼法的证据规则改革,对持有型犯罪行为人主观罪过的认定有积极指导意义。首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从程序上保证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如从制度上进一步遏制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从程序上最大程度地保证公正取得构成持有型犯罪的主观故意的证据。其次,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的解释,将排除合理怀疑规定纳入刑事诉讼法,从程序上严格检察机关提供的证明行为人主观罪过推定的证据适用,从而严格对行为人主观罪过的推定程序。

　　因此,在适用推定认定行为人的故意时,应遵循以下原则:第一,只有收集不到充分的证据证明时,才能考虑适用推定。第二,适用推定时应同时具备下列两个条件:一是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持有的是法律规定的特定物品;二是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有异常表现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第三,准许行为人提出反证。由于推定的故意不是确凿证据证明的结果,是在基础事实与待证事实二者之间常态联系的基础之上,运用情理判断和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具有一定的盖然性。其准确度较低,有可能出现例外情况。因此,依照上述规定认定的明知,应允许行为人提出反证加以推翻。当事人提出反证时,不需要举证证明自己没有持有的故意,只要对控诉方的推定提出合理怀疑,即可排除其持有故意的成立。

　　证据规则改革对持有型犯罪证明责任分配的影响

　　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证明责任的分配由此被写入刑事诉讼法。但是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物品罪而言,似乎该条规定并未起到应有的效果。这两罪均规定行为人有说明来源义务,从而证明自己不构成此类犯罪。如果遵循控诉方承担证明责任的原则,那么,很显然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持有犯罪的实体规范要求不相符。所以,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仍无法从程序上对持有型犯罪的证明责任予以明确指导。在此情况下,对持有型犯罪的证明责任的分配仍须从刑法原理和诉讼法理论基础上进行研究。

　　持有型犯罪的立法设计主要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作为实质预备犯规定的持有特定犯罪工具或凶器的独立犯罪构成,如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还有一种是持有特定物品的行为可能具有直接危害重大法益的危险,或者可能掩饰、隐藏重大犯罪行为,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的特定刑事义务,如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物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这两种情况下,此类犯罪的立法设计所发挥的刑事政策功能是:国家出于对侵害特定法益会造成重大社会危害的考虑,不仅把侵害特定法益所造成的现实结果予以犯罪化,同时把侵害特定法益的可能结果也予以犯罪化。很显然,这与传统的刑法理论“无实害结果不处罚”是相矛盾的。但是,如前阐述,此类犯罪的设计具有其特殊意义,同时也是从传统社会过渡至风险社会的必然选择。对于此类犯罪,如果仍按照原有普通犯罪的证明责任分配,恐怕有悖设立此类犯罪的立法初衷。笔者认为,应当由行为人承担一定的客观证明责任,当然这种责任不同于举证责任的倒置。

　　就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而言,刑法规定行为人有说明来源义务,行为人的证明责任是关键,但只能说是小部分,而不是举证责任倒置说所认为的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就整个罪的证明责任而言,是由控诉方与行为人共同承担的。控诉方相比行为人承担了更重的证明责任。控诉方须证明以下构成要件要素:(1)行为人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2)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3)行为人不能说明差额巨大的财产来源;(4)行为人对巨额财产的持有与对巨额财产的非法性具备明知。行为人的证明责任体现在:对财产来源的说明,或者是提出证据证明其财产合法。行为人对财产来源的说明,只是整个调查、证明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不是证明内容的全部。

　　持有型犯罪作为一类具有最后手段性的特殊犯罪,在定罪上有着较低的证明标准。然而如何做到既严密刑事法网,又不会使无辜公民遭受牢狱之灾,这需要刑事诉讼法从证明程序上提供有力保障,而刑事诉讼法对证据规则的完善无疑对持有型犯罪的定罪机制有着深刻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法学院、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检察院)
　　【内容提要】债权转让应向债务人通知，已由合同法作出明确的规定，但对于债权转让通知程序执行过程中的诸多详尽的问题，法律法规却未有明确具体的规定，以致学者们的观点不一，司法实务工作者对案件的处理中产生的难题也因失之准据而陷入两难的境地。因此，笔者认为，应有必要对债权转让通知中法律未有规定，而理论和实务工作者们存在不同观点的问题进行梳理，以对此类案件的审理有所裨益。

　　【关键词】债权转让　债权转让通知　债务人

　　一、问题源起：从一则案例看债权转让通知过程中存在的若干争点

　　2011年5月10日，张某出具借条向王某借款10万元，约定借期6个月，并约定了一定标准的利息。2011年10月1日，王某因欠付李某货款合计15万元，遂将其对张某所享有的债权1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转让给李某，并将相应的债权凭证向李某交付。借款到期后，因张某未能偿还，李某遂于2012年1月21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张某偿还借款1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张某抗辩称，其对王某将债权转让的事实事先并不知情，如有债权转让的事实，则应由债权人王某向其通知。王某未依法向其通知，该债权转让不对其产生法律效力，李某无权先行提起诉讼再向债务人通知，故不同意向李某履行债务。李某认为，其已在诉讼时将相应的债权转让协议及债权凭证向法院提交，并由法院向张某送达，已尽到向债务人张某通知的义务，因此，法院应当依法支持其诉讼请求。

　　债权转让应通知债务人，但该案的处理过程中，法官仍面临着诸多的难题，如：债权转让的通知究竟应由谁发出、应在何期限内向债务人送达、应采用何种方式等等。从法律对上述问题的规定来看，并不明确具体，因此，司法实践中，对类似案件的处理往往会因失之准据而使承办法官陷入两难的境地。

　　债权转让，又称债权让与，是指不改变债的关系的内容，债权人将其债权移转于第三人享有的现象。其中的债权人称为转让人，第三人称为受让人。 债权人与第三人就让与债权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该债权让与的合同即已告成立。但由于债权让与的合同并不具有公示性，债务人可能并不知晓债权让与的事实，而仍对原债权人履行债务。如何使债权让与合同自成立时起对债务人同时生效，此即需要将让与人与受让人的债权转让事实通知债务人。《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从该条文规定的内容可知，债权转让通知与否，是该转让行为对债务人产生效力的前提，但并未规定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债权转让须征得债务人的同意。因此，债权转让通知债务人，仅是就债权转让的相关事实进行告知，而非要约或承诺的意思表示。将债权转让的通知限定为事实的告知，一方面尊重了债权人对其权利处分的自由，另一方面也照顾到了债务人的利益，较为合理。

　　二、理论识别：债权转让通知的法律属性透视

　　关于债权转让通知的法律属性，有认为是权利，不是义务，即债权人与受让人间虽有债权转让的协议存在，但是否向债务人通知并非其必须履行的义务。债权人可以选择不向债务人告知，而承担因此造成的法律后果。也有认为债权人为债权转让的通知，实际上是债权人为实现合同目的而对债务人应当承担的一种程序性的告知义务 。从债权转让的原因分析，既可基于抵债、对价转让等双务合同关系，亦可基于单方的无偿赠与行为。笔者认为，在不同原因产生的债权转让关系中，对债权转让的通知法律属性也是不同的。如债权人系单方向受让人赠与其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的，是否通知债务人，仅表明该赠与行为是否已完成。除法律规定的不得撤销的赠与合同外，在未完成赠与前，作为让与人应有选择是否继续向受让人赠与的自由，当然也应享有是否向债务人为债权转让通知的自由，该通知并非让与人的义务。但在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存在双务合同关系时，让与人对债权转让事实的通知却不具有随意性，而应作为债权让与人应当履行的附随义务必须履行，否则，债权让与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以文章开头的案例为例，在王某与李某的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李某向王某交付相应的货物，王某应向李某支付15万元货款。后王某与李某约定将王某对张某享有的10万元债权转让给李某，以抵充货款，也即债权转让完成，李某取得对张某的10万元债权后，王某支付货款的义务才能抵消。如王某仅将债权凭证向李某交付，而未向张某通知，则李某并未实际取得就该10万元债权向张某主张的权利，在此情形下，王某的以债权“支付”货款的义务并未全部完成。因此，在让与人与受让人存在双务合同关系并因此进行债权转让的，向债务人通知应作为债权人向受让人转让债权的附随义务必须履行，否则，造成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债权转让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三、廓清基本：债权转让通知过程中若干争点的理性辨析

　　如前所述，债权转让，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关于不得转让的债权规定的前提下，一经让与人与受让人意思表示一致，该让与合同即已告成立，并不需要征得债务人的同意。但从债权转让的程序性要件分析，债权转让是否通知债务人，仍然决定了该转让行为能否对债务人产生法律约束力的后果，并进一步决定债务人应向谁履行义务、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债权转让合同目的能否最终实现等诸多方面的重要问题，因而，债权转让后的通知行为，对于债权转让合同双方以及债务人而言都至关重要。但《合同法》第八十条对债权让与的通知仅作了原则性规定，对于为转让通知的主体、受转让通知的主体、转让通知的性质和有效形式等未有明确具体的规定，以致在处理此类纠纷的司法实践中，常因失之准据，使案件承办人基于不同的理解而作出截然不同的司法判断，影响了司法效率和司法权威。

　　（一）为转让通知的主体

　　对于如何确定为转让通知的主体，学者们对此有不同的观点，概括起来包括由让与人通知、由受让人通知、由让与人或受让人通知等，但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从保护债务人履行安全出发，由让与人通知最为恰当，因为让与人对债务人的通知，足以令债务人信赖。 笔者认为，即使从《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本身理解，由原债权人即让与人通知债务人，也更符合“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的文义解释，且充分尊重了债权人处分其债权的自由。但若仅确定让与人为通知义务的主体，则在让与人恶意回避或非因主观原因不能履行通知义务时，因债务人未接到相应通知而拒绝向受让人履行义务，将直接妨碍受让人利益的实现。因此，在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在对类似的案件进行处理时，往往从债权转让制度设立的法律价值角度出发，在让与人确因非其自身主观原因不能履行通知义务，而由受让人持相应的债权凭证及让与人委托受让人通知的书面手续向债务人进行债权让与通知时，认定了受让人通知行为的法律效力，并给予了支持诉请的裁判后果。据此，部分学者即认为，该种做法系从司法实践操作上将债权的受让人也纳入到了为通知主体的范畴，笔者对此持不同意见。笔者认为，从上述学者们所谓将受让人亦纳入通知主体的事件前提看，受让人须提供由让与人出具的委托手续，委托的性质从根本上来说，受让人仍然是代表让与人，以让与人的名义为通知行为的，因而并不能改变债权让与须由债权人也即让与人通知的法律规定本质。此外，笔者还认为，对于让与人所为的通知的处理，应慎重以对。在受让人提供上述证据证实转让事实时，如债务人对此提出异议，发生纠纷，应由受让人举证证实其接受委托通知的事实，或由法院通知让与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二）受转让通知的主体

　　受转让通知的主体，应为债务人无疑，但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如债务人为多人时，应否通知全体债务人？如被让与的债权系有担保人提供抵押、质押、保证等担保的，则该债权转让应否通知担保人？多数学者认为，如为可分债务，即多个债务人分别承担不同的债务时，原债权人转让的系部分债权，则应对部分债权所对应的债务人进行通知，转让的系全部债权，则应对全体债务人履行通知义务；如原债权人转让的系不可分债权或各债务人对该债权承担的系连带清偿责任，原债权人对债权进行转让时应通知所有债务人，否则该通知的效力不能及于所有债务人，受让人不得以已向其中一个债务人通知而对抗其他债务人拒绝履行的抗辩。关于债权让与应否通知担保人的问题，部分学者认为，基于担保的附从性，债权让与的事实仅需向债务人告知，即可对抗担保人。也有人认为，对于担保人的通知应当区别情形对待，在抵押、质押等物权担保及一般的保证担保中，仅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担保人才以其提供担保的财产或所有自有财产代债务人偿还债务，享有先诉抗辩权。因此，在上述类型的担保关系中，债权转让通知债务人，受让人即可以此对抗保证人。但在连带保证关系中，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的保证期限内，债权人可选择要求债务人或保证人履行全部保证债务，保证人与债务人同为连带责任人，需与债务人承担同等的对债权人履行债务偿还责任，因此，债权转让应向连带保证人通知，否则保证人可以未经通知拒绝清偿。对于连带保证关系中债权让与对债务人通知的必要性，笔者亦表示赞同。但在物权担保关系以及一般保证关系中，在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或无力承担责任时，相应的偿债义务还需要由担保人来承担，担保人虽享有一定的先诉抗辩权，但该权利的存在并不能改变担保人有可能会成为责任的实际承担者的法律后果。因此，从对义务的履行上看，担保人类似于债务人的身份决定了债权让与也应向担保人通知，否则，不对担保人产生法律约束力。

　　（三）转让通知的形式

　　债权转让的通知应采用何种形式，我国的合同法未作规定，各国对此在法律上的要求亦宽严不一。因未有明确规定，多数学者认为，债权人（让与人）可以口头方式、书面方式、电子形式及其他能够用证据证明已履行了通知义务的任何方式来履行通知的义务。 笔者亦同意这一观点。但从理论界对债权让与通知形式的认识来看，学者们对于债权转让的通知能否通过媒体或报纸公告的方式向债务人送达尚有不同的观点。部分学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作为原债权银行已向债务人履行通知义务作出了肯定的解释，推及其他，应当认为债权人是可以通过媒体或报纸刊登公告的方式向债务人进行通知的。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的学者们则认为，虽《规定》肯定了债权银行的公告通知效力，但对于以自然人或普通法人为主体的一般债权人来说，却不能普遍适用，理由有三：一是从《规定》内容上看，其设定的特定主体为国有银行，而非一般的债权让与人，其并不具有《规定》设定的特定身份。二是从通知送达的结果上看，根据我国目前现有的状况，并不能确保每一债务人均能如期、准确获知媒体或报纸公告的债权转让的事实。三是从通知送达的效力上及举证情况看，因通知人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将债权转让的通知送达债务人，其根本的目的是能够为债务人获知，或通知人能够举证证实该通知已送达债务人。而通知人如通过媒体或报纸公告的形式向债务人告知，则较难举证证实已有效送达债务人，并对债务人生效。从观点相悖的双方争议的主要内容看，关键还在于债权人通过公告方式对债务人进行通知，能否确定已向债务人有效送达。笔者认为，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可由债权转让的通知人自由选择以何种通知形式对债务人进行通知。如债权人确有证据证实债务人已下落不明，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债务人送达债权转让通知的情况下，应允许债权人采取在一定范围内有一定影响力的报纸或其他媒体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对债务人进行通知。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当事人因为债权转让的通知事项发生争议时，通知人应负该债权转让通知已向债务人有效送达的举证义务。如举证不能，则不能认为通知人已有效履行通知义务，债务人仍得以未经通知为由对受让人予以抗辩。

　　（四）转让通知的期限

　　关于债权转让通知的期限，无论起始时间或是通知的最终期限，学者们均有不同的观点。首先，从转让通知的起始时间来说，有人认为，在债权实际转让之前就可向债务人通知，而不以让与人和受让人实际已确定相应协议内容为要件。也有学者认为，如在转让通知送达债务人时，债权尚未实际转让，则债务人在接到通知后，履行义务前并不能准确获知该债权是否已实际转让，对债务人将极为不利。笔者认为，通过对我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分析理解，应当认为债权转让的通知应当是在债权人转让权利后作出的。其次，从转让通知发出的最终期限来说，学者们又有更多的观点，有在“一审判决前”的、有在“诉讼前”的、有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前”的，笔者认为，从债权转让的要件分析，债权转让的通知应当是在债权转让以后，债务人实际履行义务之前发出并送达至债务人，且必须在有效的诉讼时效期限内。因为，如果该债务已被履行完毕，则债权人的债权已消灭，无法转让。如果该债权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则债权人丧失请求权，亦不能转让。同时，在债权转让之前，债务人已部分履行的，则转让通知的效力及于未履行的部分，除法律规定的或按实际情形债务人分别履行不能的除外。因向受让人履行，造成债务人损失的，由让与人和受让人约定损失的承担，约定不成的，应由让与人承担债务人的损失。部分学者认为应在诉讼前主张的观点，是基于受让人向债务人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对债权转让通知的时间所作的特殊规定。

　　此外，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关于债权转让的通知期限，尽管有不同的观点，但均偏重于对债权转让通知客观期限的争论，从主观上来说，应否对债权人的通知行为确定一个合理的通知期限，目前尚未有较为明确观点。笔者认为，在债权转让合同已签订的情况下，尤其是在让与人和受让人之间存在双务合同关系时，如债权人蓄意规避向债务人通知，或恶意拖延向债务人通知，以致受让人无法向债务人主张，则极有可能使受让人的权益受到损害，甚至受让人可能因通知期限被过分延长而无法达到其合同目的。因此，除债权转让通知的客观期限外，在特定情形下，也应当确定债权转让通知的合理期限，该期限可首先由让与人与受让人自行约定，在让与人与受让人没有约定的情况下，也可由双方根据合同需要达到的目的、法律规定等因素综合确定。在合理期限内拒不履行通知义务的，应认定为债权转让合同解除或构成违约，由此造成受让人的损失，亦相应由让与人承担。

　　四、实践认知：与债权转让通知相关的几个特殊问题的处理

　　（一）受让人未经通知即以债务人为被告提起诉讼的处理

　　在审判实践中，笔者发现，有部分债权的受让人在债权转让的事实尚未通知债务人的情况下，即持有债权凭证，以债务人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意图以法院诉状送达的形式作为通知送达的方式，以期达到胜诉的目的。对于诉状送达能否作为债权转让通知送达的方式，学者们对此也有着不同的观点。部分学者认为，债权转让合同自让与人与受让人达成一致意见或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时起即已生效，并不需以通知债务人作为该债权转让协议在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生效的要件，自债权转让合同成立时开始，受让人即已取得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在原告提起诉讼后，以诉状送达的方式将债权转让的事实告知债务人，已达到通知的目的。因此，应允许受让人以法院诉状送达的形式作为向债务人通知的方式。笔者认为，债权转让通知虽非债权转让合同在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生效的要件，但是该债权转让行为对债务人产生法律效力的必要条件，也是法律赋予债务人的提出异议和抗辩的权利所必需的前提。因而，债权转让未经通知的，债务人可拒绝履行。在受让人起诉前，如未将债权转让的事实向债务人告知，则该受让人尚未取得对债务人的诉权，即未取得针对债务人进行诉讼的主体资格。作为诉的前提不合法，则在诉讼过程中所作的通知不能作为法院支持受让人主张的依据。否则易给人造成为追求诉讼的效率与简便而枉顾司法程序的合法性，直观上给人造成对债务人不公的印象。

　　（二）债权让与通知撤回产生的法律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二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就条文本身理解，债权转让的通知，一经向债务人送达后，除非受让人同意，否则让与人不得撤销。但是该“不得撤销”的规定事实上并不能阻止债权人（让与人）在债权转让通知送达债务人之前又自行撤回的事实发生。让与人究竟能否将已发出但尚未到达债务人处的债权让与通知撤回，法律对此并未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债权让与通知撤回后产生怎样的法律后果，更未涉及。笔者认为，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债权转让合同，不因未向债务人通知而不对债权转让合同双方产生效力，仅在未通知债务人或转让通知未到达债务人时，该转让行为对债务人不产生法律效力。在债务到期后，债务人如仍按原债权人与债务人的约定，向原债权人履行义务，原债权人接受债务人履行的，该事实从不同的主体出发，对其合法与否的判断是截然不同的。对于债务人来说，其并未接到任何关于债权转让的通知，因此，其仍向原债权人履行的行为并未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的约定；但对于让与人来说，让与人的债权既已转让，如继续向债务人主张权利，让与人的行为就违反了其与受让人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其因此获得支付的，则构成对受让人的不当得利，应对受让人承担依法返还的责任，并应承担因此给受让人造成的损失。

　　（三）受让人主张还款，并要求支付逾期履行的利息，应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