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程序性裁判/无罪推定/证据能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明责任
内容提要: 在程序性裁判领域，法院所要面对的不是检察机关的指控是否成立的问题，而是控辩双方所发生的程序性争议如何解决的问题。在这种司法裁判活动中，被告人一般不会面临受到无根据和不公正定罪的危险，无罪推定原则失去了发挥作用的空间，司法证明活动也无需遵循严格证明的准则。目前，我国法律已经在非法证据排除领域初步确立了程序性裁判机制。与此相对应，法律也有待于确立一系列证据规则，从而设定有别于实体性裁判程序的证据准入规则、责任和证明标准。随着程序性裁判制度的逐步发展，这类证据规则也会得到相应的发展。
一、引言
传统意义的审判是指法院为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问题而进行的司法裁判活动。随着中国法律制度的发展，刑事审判已经逐渐突破原来固有的“实体性裁判”的范围，而衍生出“程序性裁判”的机制。所谓“程序性裁判”，是指那些为解决控辩双方存在的程序性争议而举行的司法裁判活动。例如，被告人对某一法官提出回避申请的，法院需要对该项申请是否成立作出决定；公诉方或者被告方申请法庭延期审理的，法院要作出是否批准的裁决；控辩双方围绕着管辖问题发生争议的，法院需要就此作出决定；被告方对某一控方鉴定意见提出异议，要求重新鉴定或者补充鉴定的，法院也应决定是否予以采纳；对于被告方排除控方证据的申请，法院也需要作出是否同意的裁决……在以上情形下，法院都需要举行程序性裁判活动，并对有关程序性争议作出裁判结论。这种裁判结论尽管并不涉及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却对刑事诉讼的进程具有程度不同的影响。
根据所要解决的程序性争议的不同，程序性裁判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程序性裁判，泛指一切旨在解决程序性争议的司法裁判活动。例如，前面所说的围绕着延期审理、回避、管辖、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等问题所发生的程序性争议，就都应被纳入广义的程序性裁判的程序轨道。狭义的程序性裁判，则专指法院针对侦查机关、公诉机关或者下级法院的程序性违法行为，为确定是否实施程序性制裁所进行的司法裁判活动。迄今为止，中国法律确立了两种典型的程序性制裁制度：一是针对非法侦查行为的排除规则，二是针对审判程序违法的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制度。法院为确认初审法院的审判是否违反法律程序的裁判活动，通常发生在第二审程序之中。而法院为审查侦查程序的合法性、确认应否排除非法证据的裁判活动，则可以在第一审和第二审程序中先后发生。这两种旨在实施程序性制裁的裁判活动，都属于狭义的程序性裁判。
与“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相对应的是，中国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也存在着“重实体性裁判、轻程序性裁判”的观念。1996年完成的“刑事审判方式改革”，其实就是在实体性裁判程序中引入对抗制的一次不成功尝试。[1]2010年10月1日开始在全国法院试行的量刑程序改革，确立了一种“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其实也属于在量刑审理程序中引入诉讼机制的一次改革。[2]但相比之下，无论是刑事诉讼立法还是司法解释，在程序性裁判领域都没有作出带有普遍意义的改革。迄今为止，无论是在证据展示的范围、延期审理、回避、管辖异议、证人证言调查方式、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等领域，还是在二审程序中的诸多程序事项方面，法律都没有确立旨在规范法院自由裁量权的程序性裁判制度。对于那些发生在上述领域中的程序性争议，法官大都按照一种书面和间接的审查方式确认程序性事实，甚至不经控辩双方的有效参与，就直接作出采纳或者驳回的决定。不仅如此，这些动辄以“决定”名义所作的裁判结论，还普遍剥夺了当事人提出上诉的机会，检察机关事实上也难以提出抗诉。[3]
2010年7月1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会同其他三个部门颁布实施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在确立了非法证据的范围以及排除非法证据的后果之后，建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程序。该项司法解释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方式、程序性审查优先原则以及初步审查与正式审查相分离的机制，还规定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义务，建立了证明责任分配的原则以及相应的证明标准。[4]《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生效实施，标志着一种针对侦查程序合法性的程序性裁判机制，在中国法律中初步得到确立。
当然，《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颁布，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得到有效的实施。从中国近20年的刑事司法经验来看，这种旨在限制控方证据的法庭准入资格、制裁非法侦查行为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施中将是步履维艰，甚至是命运多桀的。[5]尽管如此，作为迄今为止第一部建立程序性裁判机制的司法解释，它为我们分析中国的程序性裁判问题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样本。
本文所要研究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程序性裁判机制问题。对这一问题，笔者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有过系统的分析。[6]本文所要讨论的是程序性制裁中的证据规则问题。一般而言，证据规则所要规范的是证据的法庭准入资格以及案件事实的证明问题。传统上，刑事证据法是围绕着控制定罪问题而存在的，与此相关的证据法理论也大都将避免无根据的、任意的甚至错误的定罪，作为学术立论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在程序性裁判领域，法院所要面对的不是检察机关的指控是否成立的问题，而是控辩双方所发生的程序性争议如何解决的问题。为解决这类程序性争议，法院需要对控辩双方提出的证据确立采纳标准，适用排除规则，也需要在控辩双方之间确立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确定司法证明的标准。而所有这些旨在规范程序性裁判程序的证据规则，都与传统的以定罪为中心的证据规则有着实质性的差异，而有重新探索的必要。
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实体性裁判中的证据规则为参照系，总结程序性裁判中的特殊证据理念，从而为程序性裁判中的证据规则确立理论基础。在此前提下，本文将就程序性裁判过程中的证据准入资格、证明责任等具体的证据问题，进行初步的讨论。考虑到中国目前主要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问题上确立了较为完整的程序性裁判机制，而对其他大量的程序性争议问题，法院尽管会作出裁判结论，却没有确立相应的司法裁判程序，因此，本文主要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程序为样本展开讨论。不过，笔者也将简要论及在普遍意义上如何确立程序性裁判中的证据规则问题。
二、程序性裁判中的证据理念
（一）程序性裁判中的自由证明理论
在英美法中，有关程序性事实的证明，适用较为简易的程序，并对证据的可采性不作严格的限制，那些被用来规范犯罪事实认定过程的证据排除规则，基本上对程序性事实的认定过程不具有约束力。不仅如此，有关程序性事实的证明，适用不同于实体性裁判的责任分配规则和证明标准。[7]
在大陆法中，司法证明有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之分。对于诸如犯罪事实的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等实体争议事实，适用严格证明法则，也就是确立严格的形式法则。这种“严格的形式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使用法定的“证据方法”，也就是只能以法律准许的证据方法来认定案件事实；二是遵循法定的“调查程序”，尤其要适用直接、言词和公开的审理原则；三是法官对案件事实所形成的内心确信要达到最高的程度。相反，对于诸如诉讼要件、羁押、搜查、证据保全、回避等程序争议事项，则适用自由证明法则。在自由证明适用的场合，法院不受法定的证据方法和调查程序的限制，原则上可以使用任何形式的证据材料来加以证明。法官可以采用查阅卷宗、电话询问等方法查明程序性事实，而不受直接、言词和公开原则及传闻证据规则的限制。[8]
而根据中国主流的证据法理论，对于程序性事实的认定适用自由证明的准则。尤其是对于诸如回避、延期审理、证据展示、证人资格等程序性事实，法律学者普遍认为不需要确立过于严格的证据方法和调查程序，也不应设立过高的证明标准。但《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在供述取得合法性的证明问题上，却采取了一种相对严格的证明方式。根据这一规定，公诉方可以通过提供侦查讯问笔录、当庭播放录音录像等方式，来证明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也可以通知“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出庭作证。如果“仍然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嫌疑的”，公诉方则可以通知负责讯问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在公诉方举证后，控辩双方可以就供述取得是否合法的问题进行质证和辩论。当然，对于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以及实物证据取得的合法性问题，则没有明确确立上述证明准则。
由于在广义上的程序性争议问题上，中国法律并没有建立专门的程序性裁判机制，法院一般按照一种行政化的方式作出决定，几乎完全排除了控辩双方的参与机会，这使得法学界倡导的“优先适用自由证明”的观点并没有在现行法律中得到体现。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针对特定程序性争议所确立的证明机制，则显示出程序性裁判中证据规则的发展还存在着另外一套逻辑体系。当然，这种证明机制在被告人供述取得的合法性问题以外的场合，似乎还没有得到推行的迹象。自由证明的理念也还有着广泛适用的可能性。于是，我们就需要回答以下几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在程序性事实的证明中要适用有别于实体性裁判中的证据规则?为什么在诸如被告人供述的自愿性等问题的认定上，要确立相对严格的证据规则?
（二）以实体性裁判为参照系的分析
在实体性裁判过程中，法院要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加以认定，并就被告人应否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作出判决。在这种以定罪控制为中心的审判程序中，法院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避免任意和错误的定罪，保证被告人获得公正的审判。为此，法院需按无罪推定理念，确保被告人获得“法律上无罪”的程序保障，促使公诉方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为此，实体性裁判需要确立严格证明的机制，使得证据方法和事实调查程序具有严格的形式。
与实体性裁判不同的是，程序性裁判并不解决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而主要用来解决控辩双方发生的程序性争议。对于这种程序性争议的裁判结论，或许会对刑事诉讼的进程具有程度不同的影响，但一般不会直接影响案件的实体结局，更不会带来要么导致有罪、要么促成无罪的严峻局面。相对于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而言，诸如回避、管辖异议、证据展示等方面的程序性事实，即便发生事实认定上的错误，也通常不会带来严重的法律后果。实体性裁判中经常所要面临的冤枉无辜、放纵犯罪的危险，在程序性裁判中是不会出现的。比如说，对于某一合议庭成员应否回避的问题，法院即便无理拒绝被告方的回避申请，也主要会带来合议庭的中立性受到消极影响的问题，而一般不致于导致合议庭形成误判的结果。
实体性裁判之所以要确立严格证明的机制，除了要避免错误定罪的风险以外，还要保证被告人获得公正的审判，使其各项诉讼权利得到较为充分的保障。但在程序性裁判过程中，这种以被告人为中心的程序理念失去了存在的前提。通常情况下，控辩双方对于回避、管辖、延期审理等程序问题，都有着平等提出诉讼请求的机会，法院对控辩双方提出的程序性争议也要给予平等的裁决。除了后面将要分析的被告人供述的自愿性问题以外，法院对于绝大多数程序性争议问题只要做到不偏不倚地认定事实、一视同仁地适用法律，就足以保证被告方受到公平对待了。不仅如此，在大多数程序性裁判过程中，被告人只要获得律师的有效帮助，就足以与公诉方展开平等的诉讼争辩，而通常不存在“一方强大，另一方弱小”的不均衡对抗问题。正因为如此，所谓的“平等武装”，也就是“天平倒向弱者”的理念，在程序性裁判中并不适用。当然，这只是一般原则。至少在被告人供述取得的合法性问题上，法院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方面要遵循例外的规则。
可以说，程序性裁判所具有的维护公平游戏规则的诉讼功能，决定了它与实体性裁判具有实质性的区别。也正是这种特殊的诉讼功能，决定了它具有明显的民事诉讼特征，而不具有典型的“刑事诉讼特质”。具体而言，控辩双方围绕着程序性问题所发生的争议，与民事纠纷具有相似之处。无论是对回避问题、管辖问题、延期审理问题，还是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控辩双方都可以向法庭提出诉讼请求，并申请法庭作出裁判。对于这些程序问题，控辩双方可以提出诉讼请求，也可以撤回诉讼请求，法庭甚至可以说服双方举行和解，甚至直接进行调解。在很大程度上，程序性裁判程序的启动，以控辩双方对有关程序问题存在争议为前提，而双方的合意则对法庭的程序性裁判结论具有决定作用。这显然说明，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处分原则，在程序性裁判程序中具有一定的适用性；而刑事诉讼所固有的那种国家追诉主义、起诉法定主义以及法院依据职权主动进行调查的理念，在程序性裁判中基本上没有适用的空间。
程序性裁判程序既然具有民事诉讼的基本品格，那为什么那种旨在规范程序性事实认定的证据规则要遵循自由证明的准则呢?其实，这是由程序性裁判程序对诉讼效率的考虑所决定的。基于节省诉讼成本和提高诉讼效率的考虑，任何国家的刑事诉讼都会将司法资源集中投入到实体性裁判之中，尤其是运用到对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证明过程之中。而且即使是实体性裁判程序，也会因为案件的复杂程度和控辩双方的争议程度，而有着繁简分流的制度设计。对于那些被告人自愿认罪、对指控罪名不持异议的轻微刑事案件，法院可以按照较为简易的程序加以审理。不仅如此，同样是出于节约诉讼成本的考虑，对于控辩双方就程序性事项发生争议的场合，法院所进行的程序性裁判过程也应选择较为简易的程序，从而确保这类争议得到快速的处理。与此同时，对于控辩双方提出的相关证据，法律一般也不设置严格的证据能力要求，更不会动辄适用证据排除规则。例如在美国，被告方通常只能在开庭之前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法庭审理一旦正式开始，一般禁止提出此类诉讼请求。[9]而在英国，法庭为裁决控方证据的合法性问题所举行的“预先审核”程序，给予控辩双方当庭辩论的机会。但除非控辩双方围绕事实问题存在争议，否则，法庭不会传唤证人出庭作证，而对证据采取书面、间接的审查方式。[10]在德国，为解决诸如回避、诉讼要件、证人资格等方面的争议，法庭可以采取相对自由的证明方法，甚至可以直接通过阅卷、电话询问等非正式方式进行证据调查。这些程序性裁判的简易程序设计，都体现出提高效率、避免诉讼拖延的考虑。[11]
（三）被告人供述问题的特殊性
既然程序性裁判通常具有较为简易的程序模式，适用自由证明的理念，那么，为什么在针对被告人供述的证据能力问题上，中国司法解释却采取了一种相对严格的证明机制呢?
事实上，无论是英美法还是大陆法，对于被告人供述的合法性问题，都确立了某种有别于普通程序性裁判的程序机制。与搜查令的发布、羁押命令的制作、对回避申请的裁决以及保释听证等程序相比，那种针对被告人供述合法性所举行的司法审查程序要相对更为正规、复杂一些。而与物证、书证等证据的合法性审查程序相比，那种针对被告人供述的合法性审查，也要遵循更为严格的证明机理。之所以作此制度设计，主要是考虑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被告人身陷囹圄，丧失了人身自由，其所作的有罪供述带有先天的不自愿性；二是被告人所获得的律师帮助极为有限，律师在搜集侦查人员非法讯问的证据方面会遇到程度不同的困难；三是侦查人员在羁押性讯问中具有主观随意性，无论是在讯问的时间选择、地点、持续时间还是在适用的讯问手段等方面，都存在着滥用权力、滥施暴力的危险；四是侦查人员一经采取酷刑、暴力、威胁等非法讯问手段，就很容易造成被告人被“屈打成招”，作出虚假的供述，甚至酿成刑事误判；五是无论是被告人还是辩护律师，在证明侦查人员非法讯问方面都存在着信息不足的问题，而侦查人员则有着保存证据、提供证据的便利，他们可以通过制作笔录、制作视听资料、保留医疗检查记录等各种方法，来证明侦查行为的合法性。[12]
河北省民用爆破器材管理暂行办法(废止)
河北省人民政府
河北省人民政府令
〔２００１〕）第１４号
《河北省民用爆破器材管理暂行办法》已经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３日省政府第４７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省长 钮茂生
二００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河北省民用爆破器材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民用爆破器材管理，促进民用爆破器材行业发展，保障社会公共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民用爆破器材（以下简称民爆器材），是指用于非军事目的的工业炸药及其制品和工业火工品。包括炸药、雷管、导火索、非电导爆系统、起爆药和爆破剂等。
民爆器材的具体管理品种，依照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布的民爆器材产品目录和省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民爆器材的生产、储存、经营、购买、运输、使用和销毁等活动，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民爆器材管理工作的领导，组织、督促、协调有关部门落实民爆器材的管理工作。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民爆器材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全省民爆器材的行政管理工作。设区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确定的民爆器材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民爆器材的行政管理工作。
各级公安部门负责民爆器材涉及公共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并会同有关部门查处非法生产、经营和使用民爆器材的活动。
第六条 本省对民爆器材实行许可制度。未持有民爆器材的生产、储存、经营、运输、购买和使用许可证件的，不得从事民爆器材的生产、储存、经营、运输、购买和使用等活动。
第七条 民爆器材的生产、经营和使用单位（以下统称民爆器材从业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是本单位民爆器材管理的第一责任人。
第二章 民爆器材的生产
第八条 设立民爆器材生产企业以及民爆器材专用设备和专用运输车辆的生产企业，必须经省民爆器材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同意，报国务院民爆器材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核发民爆器材生产许可证件。
依照前款规定领取民爆器材生产许可证件后，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领营业执照，并报所在地县（市、区）公安部门备案。
第九条 民爆器材生产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独立的企业法人资格；
（二）产品符合国家、行业或者企业标准；
（三）厂（库）房设计、建筑结构、工艺布置以及消防、防爆、防雷、防静电、报警设施符合国家有关安全规范的要求；
（四）有完善的生产设备、工艺和计量检测、产品质量检验设施和制度保证体系；
（五）有健全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岗位安全责任制等安全保障体系；
（六）有保障安全生产的专业技术人员、熟练工人和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安全员、保管员、押运员、守护员；
（七）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条 民爆器材生产企业以及民爆器材专用设备和专用运输车辆的生产企业建设生产项目，必须依照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规定向省民爆器材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审核或者审批手续。
第十一条 建设民爆器材生产企业的生产项目，必须由国家批准的具有民爆器材甲级或者乙级设计资质的单位进行设计。
民爆器材生产企业生产项目的设计方案必须报省民爆器材行政管理部门审查。
第十二条 民爆器材生产企业的生产项目完成后，必须报省民爆器材行政管理部门组织验收。经验收合格并向国务院民爆器材行政管理部门备案后，方可正式生产。
第十三条 民爆器材生产企业测试或者实验民爆器材，应当在符合安全条件的专用场地、试验室进行。禁止在生产车间或者仓库库内试验民爆器材。
第三章 民爆器材的储存
第十四条 民爆器材生产、经营企业和经批准的直供用户设置民爆器材储存仓库，必须报省民爆器材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批准，并核发民爆器材储存许可证件。
前款规定以外的单位设置民爆器材储存仓库，由设区市、县（市、区）民爆器材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批准，并核发民爆器材储存许可证件。
领取民爆器材储存许可证件的单位，必须自领取许可证件之日起十日内，持许可证件的复印件向所在地县（市、区）公安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民爆器材储存仓库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库房设计、建筑结构以及消防、防爆、防雷、防静电和报警设施，符合国家有关安全规范的要求，并设置必要的通讯设施；
（二）有健全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岗位安全责任制等安全保障体系；
（三）有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保管员和守护员；
（四）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六条 进行民爆器材储存仓库的改建、扩建，必须向原核发民爆器材储存许可证件的部门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七条 建设民爆器材储存仓库，必须由国家批准的具有民爆器材甲级或者乙级设计资质的单位进行设计。
民爆器材储存仓库的设计方案必须报省民爆器材行政管理部门审查。
第十八条 储存民爆器材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设置专用仓库，建立严格的仓库守卫看护制度和产品出入库查验、登记制度；
（二）对库存的民爆器材定期进行检查、事理和清点，使民爆器材的摆放符合规定要求，并做到账目清楚、账物相符；
（三）储存民爆器材的数量不得超过仓库的核定许可容量；
（四）性质相抵触的民爆器材分库储存；
（五）禁止在库区内用火或者无关人员进入库区，禁止将其他易燃易爆物品带入仓库。
第四章 民爆器材的经营
第十九条 设立民爆器材经营企业，必须经省民爆器材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同意，报国务院民爆器材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核发民爆器材经营许可证件。
依照前款规定领取民爆器材经营许可证件后，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领营业执照，并报所在地县（市、区）公安部门备案。
民爆器材经营企业设立分支机构的，由分支机构所在地县（市、区）民爆器材行政管理部门审批，并向省、设区市民爆器材行政管理部门和分支机构所在地县（市、区）公安部门备案。
第二十条 民爆器材经营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独立的企业法人资格；
（二）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的仓储设施和固定的经营场所；
（三）有符合国家有关安全规范要求的民爆器材专用运输车辆；
（四）有健全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岗位安全责任制制度等安全保障体系；
（五）有保障安全经营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安全员、保管员、押运员、守护员；
（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二十一条 民爆器材生产企业销售民爆器材，必须依据购买方出示的民爆器材经营、使用许可证件；民爆器材经营企业销售民爆器材，必须依据所在地县（市、区）公安部门为购买方开具的购买证件。
未经国务院民爆器材行政管理部门许可，民爆器材生产企业不得销售其他企业生产的民爆器材。
生产自用的民爆器材产品的企业不得对外销售民爆器材产品。
第二十二条 民爆器材生产企业与民爆器材经营企业、经批准的民爆器材直供用户依法自主签订的购销合同，经国务院民爆器材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省民爆器材行政管理部门登记鉴章后生效。已生效的民爆器材购销合同需要变更的，购销双方应当重新履行合同登记鉴章手续。
民爆器材购销合同生效后，购销双方必须及时向所在地县（市、区）公安部门备案。
第二十三条 禁止收购、销售非法生产的民爆器材。
第五章 民爆器材的运输
第二十四条 跨县（市、区）以上行政区域运输民爆器材，必须依照公安部门的规定，并持有效的民爆器材购销合同向运达地公安部门申领爆炸物品运输证件。
第二十五条 运输民爆器材，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危险货物运输管理的规定，并按照公安部门核发的爆炸物品运输证件载明的名称、品种、数量、时限和路线进行运输。
经公路运输民爆器材，必须使用符合国家有关安全规范要求的民爆器材专用运输车辆。运输车辆不得在人口密集区域、国家机关、军事设施等重要区域和设施附近停留。
装卸民爆器材的车站、码头，由设区市公安部门会同铁路、交通部门协商确定。
第二十六条 民爆器材运达目的地后，购买单位应当在爆炸物品运输证件上签注民爆器材品种、数量等的到达情况。
第二十七条 运输民爆器材必须指派押运员押运。
押运员的主要职责是：
（一）对民爆器材的装卸进行清点、交接；
（二）在运输途中检查民爆器材的包装、摆放、防护以及运输工具的安全情况；
（三）在运输工具临时停靠和驾驶人员离开运输工具时，对押运的民爆器材进行检查和守护。
第六章 民爆器材的使用
第二十八条 民爆器材使用单位（包括提供爆破作业服务的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持有所在地县（市、区）公安部门核发的民用爆破器材使用许可证件：
（一）有符合国家有关安全规范的储存仓库；
（二）有符合国家有关安全规范要求的民爆器材专用运输车辆；
（三）有健全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岗位安全责任制等安全保障体系；
（四）有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爆破员、安全员、保管员、押运员和守护员；
（五）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二十九条 不具备本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条件的单位和个人需要购买使用民爆器材的，必须向所在地县（市、区）公安部门申领民爆器材购买证件后，由民爆器材经营企业或者提供爆破作业服务的企业提供爆破器材储存、保管、配送、爆破作业和清退等有关服务。
对未持有公安部门核发的民爆器材购买证件的单位和个人，民爆器材经营企业或者提供爆破作业服务的企业不得提供服务。
第三十条 从事工程爆破设计和施工的企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审核批准并核发工程爆破资质证件，凭批准的资质证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领营业执照，并向公安部门备案；从事其他爆破作业服务的企业，由所在地县（市、区）公安部门审核批准。
从事爆破作业的人员必须持有公安部门核发的爆破作业证件。
第三十一条 使用民爆器材进行爆破作业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由持有公安部门核发的爆破作业证件的人员进行爆破设计和施工；
（二）建立民爆器材领用、清退登记制度。民爆器材必须由二人以上的人员领取，并如实登记品种、数量、领用时间和领用人等内容。领取数量不得超过当班用量，剩余的民爆器材必须在当日退回；
（三）对爆破作业现场暂时不用的民爆器材，设置专用设施和人员保管看护；
（四）对有瓦斯或者煤尘爆炸危险的作业面，选用相应安全等级的煤矿许用型民爆器材；
（五）在爆破作业现场周围设置警戒人员和标志，禁止无关人员进入作业现场；
（六）实施爆破时有专人指挥，并按照爆破方案和指令进行；
（七）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使用民爆器材进行爆破作业的其他规定。
第三十二条 使用民爆器材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根据实际需要购买民爆器材，并如实记录其使用情况。对使用剩余的民爆器材必须按照规定送入民爆器材储存仓库或者专用设施妥善保管。
公安部门应当对民爆器材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第七章 民爆器材的销毁
第三十三条 销毁民爆器材，必须采取安全和彻底的方式，使民爆器材安全失去爆炸性能。
禁止采用投入水体或者埋入地下等方法销毁民爆器材。
第三十四条 民爆器材从业单位自行销毁民爆器材的，应当报所在地县（市、区）公安部门备案。
非法生产、经营、购买的民爆器材收缴后，需要销毁的，应当由县（市、区）以上公安部门组织销毁或者指定单位进行销毁。
第三十五条 销毁民爆器材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选择安全的销毁场地、销毁方法；
（二）在销毁前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拟销毁的民爆器材进行鉴别、鉴定和分类，并登记备查；
（三）在销毁场地周围设置警戒人员和标志，禁止无关人员进入销毁现场；
（四）在销毁工作结束后对销毁场地进行检查清理，不得留有未爆、未燃尽的民爆器材和明火；
（五）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销毁民爆器材的其他规定。
第八章 民爆器材的安全监督
第三十六条 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对民爆器材从业单位和从业人员实施安全监督检查。
进行民爆器材安全监督检查，应当遵守预防为主的原则，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事故隐患，纠正影响安全的违法、违规行为。
第三十七条 在民爆器材的生产区、民爆试验场、储存仓库和专用销毁场等设施及场所的安全距离内，不得增建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已经增建的，由当地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处理。
在前款规定的设施和场所的安全距离内，因进行国家和本省重点项目建设等特殊原因确需增建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依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承担前款规定设施和场所的迁建费用。
第三十八条 民爆器材从业单位必须对其民爆器材从业人员定期进行业务技术培训和安全教育。
民爆器材从业人员必须熟悉有关民爆器材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与本岗位工作有关的安全常识、操作规程和规章制度。
第三十九条 民爆器材从业单位发生事故或者发现重大、特大安全事故隐患的，必须立即报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民爆器材行政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不得隐瞒不报、谎报或者拖延不报。
第四十条 民爆器材从业单位必须对民爆器材的流向进行记录，如实登记本单位民爆器材的生产、储存、经营、购买、运输、使用和毁销情况，并接受有关行政执法部门的检查。
民爆器材的流向记录应当保存备查五年以上。
第四十一条 发现民爆器材丢失或者被盗、被抢的，必须立即报告案发地公安部门和民爆器材行政管理部门。
捡拾民爆器材的，应当立即上交当地公安部门。
第四十二条 为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的特殊需要，经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公安部门批准，设区市、县（市、区）公安部门可以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民爆器材，在一定时期、一定区域内采取统一封存或者暂停生产、销售、运输、使用等特别管制措施，并及时通报民爆器材行政管理部门。
第四十三条 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对本行政区域实施安全监督管理，组织有关部门对非法生产、经营、运输和使用民爆器材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查处，排除事故隐患，保障本行政区域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村民委员会及其他有关单位发现非法生产、经营、运输和使用民爆器材的，应当立即向当地人民政府及公安部门报告，并有义务协助有关部门进行查处。
第九章 罚则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三）项和第（四）项、第十九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四十条规定的，由民爆器材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分别情况，对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对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能计算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四十一条规定的，由公安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分别情况，对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对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能计算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其中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
第四十六条 单位和个人违反本办法规定，并存在特大安全事故隐患的，除依照本办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处罚外，还应当依照《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采取相应的行政措施处理。
第四十七条 民爆器材从业单位违反本办法的有关规定发生安全事故，以及发生安全事故后隐瞒不报、谎报或者拖延不报的，依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追究其法定代表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章 附则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