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该法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15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该法自2011年3月30日施行。法律及司法解释的制定是为了完善人民调解制度，规范人民调解活动，及时解决民间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进一步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但在司法实践中，笔者发现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案件在实际操作上存在诸多问题仍需解决，以下笔者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阐述并提出一点建议。
调解是各国解决民事纠纷的三大制度之一，调解不仅有利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迅速解决，并且有利于减轻法院的诉累。然而，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书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一方当事人一旦反悔，调解协议书就成为一纸空文，这不仅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巨大浪费，而且对另一方当事人也是不公平的。这种制度设计对违背契约的一方不仅不给予制裁，而是给予鼓励（法院支持反悔的一方当事人的诉请就是制度上的鼓励）；遵守协议的一方不仅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反而受到了事实上不利益（协议书的不履行势必给希望遵守协议的一方带来直接或间接的不利益）。无疑，这样的制度不仅是不公平的，特别是与当下社会要求建立一个信用社会是背道而驰的，十分不利于建立一个良性的市场经济体制与环境。
而关于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第七条之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调解协议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案外人认为经人民法院确认的调解协议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被侵害之日起一年内，向作出确认决定的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确认决定。调解协议内容侵害案外人权益的情形，主要存在于产权交易纠纷和遗产继承纠纷中。突出表现在产权处分方隐瞒财产权属情况，与对方达成调解协议以致侵害真实权利人或者其他共有权人的权益；或者部分继承人未经同意，以调解的方式擅自处分被继承人的遗产，损害其他继承人的权益等方面。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案外人法律知识水平不一，往往会出现知道自己权益被侵犯却不知如何救济，从而导致超过时效才向法院申请的情形。因此人民法院在确认审查中有关涉及产权交易的案件，应当要求当事人提交产权权属证明，防止非真实权利人或者部分共有权人无权处分财产，以调解的方式侵害真实产权人或者其他共有权人的权益；涉及遗产继承的，应当查明被继承人遗产范围并要求当事人提供全部继承人的基本情况，以确保调解处分的财产确属遗产范围，并防止因遗漏继承人而侵害其相关财产权益。一旦发现案外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了侵犯，应当不予确认。
在民事诉讼审判实践中，要根据不同的案情，对于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一般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去处理。一是只要有一方当事人提出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请求的，并以人民调解协议为据要求对方履行协议的，应当单列对人民调解协议效力作出确认判决。在人民调解协议有效的前提下，才对是否履行协议作出判决；二是双方当事人都没有提出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请求的，但仍以人民调解协议为据要求对方履行协议的，也应当单列对人民调解协议效力作出确认判决。在人民调解协议有效的前提下，才对实体事项作出判决；三是双方当事人都没有提出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请求的，避开人民调解协议，另行提出诉讼请求的，应着重向原告释明在不经过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前提下，原告避开人民调解协议，也是违约行为，有违约行为的就要承担违约责任。故遇到避开人民调解协议另行提出诉讼请求的案子，原告应提出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无效的请求。在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无效的前提下，才能审理原告的避开人民调解协议的诉讼请求，否则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这样做比较符合《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在单纯确认人民调解协议实体部分的效力时，首先应区分是否是民间纠纷，是民间纠纷的且实体部分合法的，予以确认为有效。虽是民间纠纷但实体部分不合法的，则应确认为无效；不是民间纠纷的，不予确认，裁定驳回起诉。
关于执行人民调解协议的问题，按《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过人民法院依法确认为有效的人民调解协议，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完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以人民调解协议为据，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在审判实践中，应注意以下两类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的处理。第一类是以未经过人民法院依法确认为有效的人民调解协议为据，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这类案件的人民调解协议未经法院依法确认效力，不具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效力，应裁定不予受理，已受理的要裁定驳回执行申请；第二类是以经过人民法院依法确认为有效的人民调解协议为据，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要按不同的案情来处理。其一是人民调解协议所有的条款都合法的案件，给予全部执行。其二是人民调解协议的部分条款不可执行的，或者涉及人民法院当初确认人民调解协议错误的，要区别对待。对于那些不可执行的，即使当事人申请了，法院也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如执行人员发现人民法院当初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案件确实错误的，应当中止执行，提请本院院长对当初确认案件决定再审，待再审有结论后，依法决定是否继续执行。
一、人民调解协议书与法院调解书的效力衔接
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及仲裁法中都有调解制度的规定，而法院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具有给付内容的法院调解书具有强制执行力。为赋予人民调解协议书以法律强制效力，我们设想，把人民调解协议书与法院调解书衔接起来，即人民法院可以应当事人的申请，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根据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制作调解书，该调解书即具有法院调解书的法律效力，当事人可以以此申请强制执行。实行这种衔接制度，不仅具有现实上的重大意义，而且具有法理上的可行性。仲裁制度为我们进行调解衔接提供了参考蓝本。当事人在仲裁委员会之外通过调解达成和解协议，可以凭当事人达成的仲裁协议和他们的和解协议，请求仲裁委员会指定一名独任仲裁员，按照和解协议的内容作出仲裁裁决书。新仲裁规则的规定可有效保证和解书具有强制执行力。在我们设想的调解衔接制度中，人民调解委会员主持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可视为此处的“和解协议”，法院可参照该条仲裁规则，作出法院调解书。
二、司法确认程序
第一，人民法院受理人民调解协议书当事人的申请，可依据民事诉讼的主管与管辖的一般原则。在主管方面，人民调解委员会和社区矛盾调解中心受理的民间纠纷基本上都属民事诉讼的适用范围。在管辖方面，级别上一律应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地域上应由人民调解委员会或社区矛盾调解中心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法院的审查确认。人民法院应安排专门的业务庭（如立案庭或者审监庭）对人民调解组织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进行程序性、实体性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的，制发确认书。司法确认书效力等同于其他生效法律文书，当事人必须充分尊重经过确认的协议和司法确认书，严格履行，并应当随即丧失根据同一事由提起诉讼的权利，否则人民法院可依据“一事不再审”原则裁定驳回起诉，司法确认书确有错误的，当事人可以申请撤销；当事人和民调组织申请确认的调解协议存在程序违法情节或者实体内容有与法相悖之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纠正，当事人拒绝纠正的，不得确认。
第三，人民法院不予确认的情形：
（1）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2）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3）侵害案外人合法权益的；
（4）涉及是否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的；
（5）内容不明确，无法确认和执行的；
（6）调解组织、调解员强迫调解或者有其他严重违反职业道德准则的行为的；
（7）其他情形不应当确认的。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李娜)
在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问题上，最大的障碍首先是来自各个权力机关和部门之间的权力和利益之争。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实现各权力机关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的协调，形成民间调解、行政纠纷解决和司法诉讼之间的合理衔接，从而形成一个良性互动、功能互补、程序衔接、彼此支持的有机体系。人民调解相关法律的制定及实施，有利于社会矛盾化解和社会管理创新，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但由于其实施的时间较短，并且是一个实践先行的动态发展过程，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诸多问题。法院要积极争取当地党委、人大、政府及政协的监督、指导和支持，要结合具体情况，加强与辖区司法所、民调组织等其他纠纷解决机构联系，共同推动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李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制度及刑事法律等六个问题的解答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制度及刑事法律等六个问题的解答的函
1951年7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
平原省人民法院刘一久同志：
来信均收到。
兹就六次来函按照先后次序分作六部分，就各函所提问题，除来问的第四部分（六）关于省辖市市长对反革命判决死刑案件有无批准权的问题，另行研究外，先将其他问题分别解答，函请你省人民法院研究后转供参考。
我们对你的来信拖的时间比较长，虽然有其客观原因存在，但我们没能抓紧及时处理，也是值得检讨的。
附：关于审判制度及刑事法律等问题的解答
甲、来问的第一部分
（一）关于审级制度问题。人民司法制度所要实行的审级制度基本上是三级两审制，以二审终结为原则，三审终审和一审终审为例外。现因各地具体情况不同，有的地区已基本确立了三级两审制，有的地区还正在走向三级两审制。来问说目前北京市基本上是三级三审制，但查北京市人民法院第二审所判决的案件，除因案件重大或疑难特别准许上诉外，原则上第二审判决即为确定判决。
（二）关于再审程序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批复南京市人民法院关于终审程序等的几个问题》中第六点所述，系指在华东分院未成立前已经南京市人民法院送请南京市人民政府复核确定的案件，如发现有再审之原因，应移送检察署审查，按照该批复处理。一般的说，人民检察署对于人民法院的确定判决，认为有重大错误者，得提起抗诉，请予依法再审；但再审亦不以提起抗诉的案件为限。
（三）华东分院在同一批复之第七点所说的“当事人不服原判可到本院上诉”，所谓“原判”，系指南京市院的判决，这些案件除判决死刑的反革命罪犯外，其他案件如于华东分院成立之时正在更审或市府复核中，应将原判决依法送达当事人，当事人不服原判，即可在规定上诉期间到华东分院上诉。这就是说要树立严肃的上诉制度，保护上诉人的上诉权利，不能以复核代替上诉。
（四）关于复核制度：我院吴副院长在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所作关于《人民法院审判工作报告》中曾经说过：“由于目前人民法院审判员的素质尚弱，为慎重判决和执行，各地普遍建立了复核制度，这是必要的”。于此我们可知复核制度的建立，在现有条件下是为了更好的保护人民利益，向人民负责；是为了对犯罪的判决慎重处理。
至于“复核加重或减轻被告之刑，被告或告诉人对二审机关之复核”，是否“仍可提起上诉”的问题：我们认为除反革命犯应按照规定经核准后执行外，其他刑事案件经复核者，如原判无显著错误，一般不宜改判；如认原判量刑不当而应加重其刑时，以撤销原判发还原法院重行审判为妥，这样，才可以使原法院全面斟酌具体材料并给予被告或告诉人以申述事实与理由的机会。在更审加重之后，如被告不服，亦仍可依法定审级提起上诉。
你寄来的“论我省复核制度”一文，因牵涉问题甚广，可存作我们研究该问题的参考。
乙、来问的第二、三部分
（一）所谓民事管收，一般的只在强制执行程序中确有必要时才能适用。例如债务人显有隐匿、破坏或故意处分财产，而意在逃避或妨害其执行者，法院为了防免或减少执行中所发生的困难，得因债权人之申请或依职权对债务人在执行期中加以管收。区村调解委员会在调解成立后，如认债务人显有妨碍调解之执行的行为，虽亦得为必要之防止，但管收以及查封拍卖财产都应送请法院慎重处理。
（二）关于区村调解委员会所成立的民事调解应如何执行问题：我们认为一方不履行区村调解委员会调解成立的案件，他方可向区村调解委员会声请督促履行，但如经督促而有异议或仍置之不理，应即移送法院处理。因“执行”和“督促履行”是有区别的，前者有着强制的意义，而后者只赋予说服督促履行的责任，这样区别区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和法院的审判职权，既不削弱区村调解委员会在调解工作中应有的作用，同时又能防止其可能发生的滥扣滥押等侵害人权的行为。
（三）关于徒刑与劳役有什么区别，可参考《山东司法资料》第4期第33页“答读者问”之一，多加研究。至来文所提“二月徒刑与一年拘役在效果内容上究竟有无区别”的问题，我们认为拘役与徒刑都是剥夺自由刑，不过在期间上有长短之差别。拘役多用于轻微的犯罪，其期间最短的仅数日，最长的各法院所判也有数月的，来问所说的“一年拘役”刑期既为一年，自应称为徒刑。
（四）因为我中央人民政府尚未颁行统一的诉讼法规，所以各法院或各个人在名词上用语颇不一致，也不仅只见于“调解”与“和解”。法院对于民事案件或轻微刑事案件，均得进行调解。当事人亦得向法院申请调解。法院调解合法成立者，当事人亦得申请强制执行。但法院的调解，并非审判的必经程序。
丙、来问的第四部分
（一）第一点：由于《惩治反革命条例》在某些条文上写有“以反革命为目的”字样，而在另外一些条文上并没有同样的文句，所以才有如来问所提“犯罪的目的与行为是否一致的问题”。我们以为这一条例，凡在条文上写有“以反革命为目的”者，是说明该犯罪行为目的本身并不当然就是反革命罪行，故须在条文上加上以反革命为目的等字样。举例如第十一条之“偷越国境者”，如无反革命的目的，就不是反革命的罪行。有些条文未写出“以反革命为目的者”，则其所规定的行为本身就是反革命罪行，故无须再加“以反革命为目的”之字样。举例如第十二条聚众劫狱或暴动越狱，其组织者、主谋者及其他积极参加者的行为，本身就是反革命罪行，故不必再问其目的如何，则应依本条例惩处。
（二）第二点：我们基本上同意来问“甲说”前半段，即所谓“其他参与策动、勾引、收买或叛变者”，系指第一项所载首要分子或率队叛变者以外之共犯而言。
（三）来问第三点：在条例第五条所称主谋者、指挥者、其余罪恶重大者及其他积极参加者以外，还可有参加者。这些一般的参加者，本条例既无惩处的规定，自即不单纯因其参加者而予以惩处。
（四）来问第四点：在条例第十二条所称之组织者、主谋者及其他积极参加者以外，还可有参加者。这种一般的参加者本条例既无惩处的规定，自不得单纯因其参加而以反革命论罪，可是他们劫狱越狱的行为亦可构成普通犯罪（即一人单独越狱亦可构成犯罪）。这是普通刑法问题，这里不予讨论。至上述第三点所述一般参加者的行为，则与此不同，如应认为足以构成犯罪，则仍系反革命罪，故本条例既无规定，即不再以普通犯罪惩处。
（五）来问第五点：凡反革命分子自动向人民政府真诚自首悔过者，依据《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四条得酌情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罚，无此种自首悔过的表现者，仍根据其原有罪行予以惩罚。
（六）关于省辖市市长对反革命判决死刑案件的批准权问题，另行研究。
（七）关于“通知有关部门再规定‘假释’‘减刑’办法”、“规定假释之核准制度”等建议，由我院函转司法部参酌。
丁、来问的第五部分
关于“剥夺政治权利”一点，共同纲领第七条规定：对于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须依法在必要时期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犯本条例之罪者，得剥夺其政治权利。至因普通刑事犯罪所应剥夺的权利，究应称为政治权利或其他名称，中央尚未最后决定，其内容亦不完全相同。
戊、来问的第六部分
（一）关于复核制度问题，已在来问的第一部分第（四）点内解答。
来函建议把全国各省、各大行政区的复核制度作一综合研究在《法院工作通讯》上发表，这一建议是好的，待我们多加研究后再为决定。
（二）村干部是否政权干部问题，经我们与内务部联系认为村干部也是政权干部。
（三）来问不明确，兹不拟答。
（四）关于现行犯与通缉犯的问题：所谓“现行犯”，一般地说，凡犯罪行为在进行中或进行后即时被发觉的罪犯，就是现行犯。
此外还有得视为现行犯的，即如：被追呼为犯人者；或因持有凶器、赃物等，或于身体衣服等处露有犯罪痕迹而显可疑为罪犯者。
现行犯应立即逮捕，不须呈请批准。至于通缉犯，是指犯罪后在逃已被通令缉捕之人犯而言。如被发现亦应立即逮捕，不须再请批准；但在逮捕后应立即解送或通知原请通缉之主管机关迎提归案，免有延误。
附件：《山东司法资料》第4期第23页“答读者问”之一：
“问：徒刑与劳役有什么区别ⅶ
答：徒刑与劳役应在刑法中规定。但因目前刑法还没有颁布，所以不能作具体的说明。根据实际执行情况看来，大体上是劳役仅适用于轻微的犯罪，其期间最短的数日，（中略）对判处劳役的犯人必须强制他们劳动，一般是不剥夺自由，但因具体情况不同也有剥夺其自由的。
徒刑是比劳役较重的刑罚。（下略）
徒刑应关在监内执行。被判处徒刑的人原则上也应强迫他们劳动，但因犯人无劳动能力或其他关系不必定须劳动，若必须在监外执行劳动时，则须加以严格看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