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土地监察条例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土地监察条例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1997年1月24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1997年3月28日吉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 1997年4月16日公布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自治州）土地监察工作，防止土地资源的浪费和土地资产的流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的规定，结合自治州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土地监察是指州、县（市）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依法对各单位和个人执行和遵守土地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和对土地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的行政执法活动。
第三条 自治州土地管理部门对全州土地监察工作实行统一管理。
州、县（市）土地管理部门所属的土地监察队，受本级土地管理部门的委托，具体负责土地监察工作，并行使土地行政执法监察职权。
州土地管理部门根据需要可向下一级土地管理部门委派土地执法监察专员，检查指导下级土地监察工作。
第四条 土地执法监察工作应当遵循合法、公开和公正的原则。
第五条 土地执法监察人员持证查处土地违法案件，应当重事实，讲证据，量罚准确，符合程序。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定期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辖区内土地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
第七条 自治州行政区域内的土地监察工作，适用本条例。
第二章 土地监察的职责与职权
第八条 州、县（市）土地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土地监察管理制度，规范土地监察行为，提高土地监察水平。
第九条 土地监察的职责：
（一）监督检查土地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
（二）受理检举或控告土地违法行为；
（三）制止或纠正土地违法行为，查处土地违法案件；
（四）监督检查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出租、抵押、终止等活动和集体土地使用情况；
（五）协助有关部门调查、处理涉及土地问题的案件。
第十条 土地监察依法行使土地监察职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阻挠。
土地监察队的工作受土地管理部门的监督与管理。
第十一条 土地监察的职权：
（一）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单位和个人土地使用、土地权属变更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二）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地开发、利用、经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三）对各类开发区、合作区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出租、抵押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四）查处土地违法案件时，对有关当事人和知情人进行调查取证；
（五）对违反土地法律、法规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行政处罚。
第三章 土地违法案件的管辖与查处
第十二条 自治州境内的土地违法案件由州、县（市）土地管理部门所属土地监察队分级查处。
第十三条 州土地管理部门所属土地监察队管辖自治州行政区域内的下列案件：
（一）发生在县（市）一级的超越批准权限非法批准占用土地的案件；
（二）发生在州直和驻州国、省直单位的土地违法案件；
（三）在本行政区域内有重大影响的土地违法案件；
（四）州人民政府和上级土地管理部门交办的土地案件；
（五）认为应当直接处理的土地违法案件。
第十四条 县（市）土地管理部门所属土地监察队管辖本县（市）行政区域内的下列案件：
（一）发生在县（市）级审批权限内的非法占用土地案件；
（二）发生在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地违法案件；
（三）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土地管理部门交办的土地案件。
第十五条 县（市）土地管理部门所属土地监察队对其管辖的土地违法案件，查处遇到阻力的，可以报州土地管理部门所属土地监察队处理。
第十六条 管辖权不明或者管辖权有争议的土地违法案件，由州土地管理部门指定管辖。超越管辖权限受理土地违法案件的，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无效。
第十七条 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利害关系人应当回避。
第十八条 土地监察队受理土地违法案件后，应当进行审查，凡符合下列立案条件之一的，应当及时立案查处：
（一）有明确的行为人；
（二）有违反土地法律、法规的事实；
（三）举报、控告、上访违法使用土地和侵权事实清楚的；
（四）依照土地法律、法规的规定，应追究法律责任的；
（五）属于管辖和职责范围内处理的。
第十九条 土地监察队依法对单位和个人的下列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一）建设用地行为；
（二）用地审批行为；
（三）土地开发利用行为；
（四）土地权属变更和登记发证行为；
（五）土地复垦行为；
（六）基本农田保护行为；
（七）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出租、抵押、终止行为；
（八）房地产转让行为；
（九）其他用地行为。
第二十条 土地监察队经查证认定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应及时查处：
（一）非法占用土地，无权或越权批准占用土地的；
（二）擅自改变原批准土地用途或未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开发、利用土地的；
（三）以改变地类、化整为零等手段骗取批准占用土地的；
（四）临时用地期满不归还的，或在临时用地上修建永久性建筑物的；
（五）征用土地未利用超过法律规定期限的；
（六）非法占用基本农田、毁坏基本农田保护标志的；
（七）未按规定履行土地复垦义务的；
（八）非法转让或以其他形式买卖土地的；
（九）擅自转让、出租、抵押行政划拨土地使用权的；
（十）不依法进行土地登记或土地权属变更登记的；
（十一）未进行土地资产评估而处置土地资产或瞒报土地交易价额，偷漏土地税、费的；
（十二）未按规定期限支付征地费用、土地出让金和租金的；
（十三）虚报、瞒报、拒报、迟报或伪造、篡改土地统计资料的；
（十四）其他违反土地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二十一条 土地监察队查处违法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日内作出处罚、（处理）决定。属重大、复杂的案件，经原批准立案的主管机关批准，可以延长30日。
第二十二条 州、县（市）土地管理部门所属土地监察队对重大、复杂的土地案件的处理，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第四章 土地监察的措施与执行
第二十三条 土地监察队在查处土地违法行为过程中，对与违法行为有直接关系的设备、材料可以查封。
第二十四条 土地监察队采取查封措施，应当向当事人发出有关执法文书。
第二十五条 被查封的设备、材料，由土地监察队加封封条，任何人不得擅自动用、启封。
第二十六条 查封的期限不得超过60日。特殊情况需要延长期限的，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
第二十七条 对违法违章临时建筑物、附着物和在建物，土地监察队作出限期自行拆除决定后，当事人拒绝执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实施强制拆除。
对违法违章临时建筑物，无明确当事人的，土地监察队可以组织拆除。
强制拆除费用，由有过错责任的当事人承担。
第二十八条 土地监察队在履行职责时，根据需要，可向公安、建设、工商、税务等部门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有关部门接到通知书后应当按时派员到场并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各自的职责。
第二十九条 违法违章建筑物被拆除时，敷设于违章建筑物的设备，应当一并拆除。室内存放的物品，应书面通知违法、违章建筑物所有人自行迁移。逾期不迁移者，由土地监察队代为执行。所搬出的财物无法交予当事人的，由土地监察队妥善保管，并公告当事人认领。
3个月后仍无法交予当事人或无合法所有人认领的，按确定无主财产的法律程序处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阻挠、干涉、妨碍土地监察人员依法行使土地监察权，或对土地监察人员和举报人员实施打击报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土地监察人员在监察活动中有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滥用职权、不履行职责行为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按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有本条例第二十条第（四）项行为的，临时使用期满不归还的，责令限期交还土地，并处以按非法使用土地每平方米5元的罚款；在临时用地上修建永久性建筑物的，限期拆除或没收其建筑物。
第三十三条 有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五）项行为的，闲置土地一年的，按每平方米5－15元收缴土地闲置费；闲置土地二年的，收回其土地使用权，注销土地使用证。
第三十四条 有本条例第二十条第（十一）项行为的，未进行土地资产评估而处置土地资产，其批准用地文件无效，没收其非法所得。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第三十六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处理决定或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可以依照法律、法规和自治州自治法规的有关规定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
第三十七条 土地监察队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给单位、个人的财产和人身造成损失或损害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予以赔偿，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据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实施办法，由自治州人民政府制定并公布实施。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解释权属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四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4月16日
浅谈《高法解释》第29条规定与刑事诉讼中有关回避规定的不协调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廖永南
刑事诉讼中的回避，是指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与其所承办的案件或者案件的当事人有某种利害关系或其他特殊关系，可能影响刑事案件的公正处理，因而不得参加该案件的审判、检察、侦查等活动的一项诉讼制度。而回避理由就是指法律（包括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实施回避所必备的事实根据。从理论上讲，可作为司法人员回避根据的情形主要是他们与案件或当事人有某种利害关系或其他关系，以至于难以使案件得到公正的处理。为了使这一抽象的根据具有可操作性，各国刑事诉讼法一般均明确设定了若干个符合这一根据的事实情境，使其成为回避的法定理由。
《刑事诉讼法》第28条对回避的理由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1、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近亲属的范围可依据《刑事诉讼法》第82条确定，即当事人的“夫、妻、父、母、子、女及同胞兄弟姐妹”；2、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3、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4、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刑事诉讼法》第29条还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不得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请客送礼，不得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违反前款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其他构成审判人员回避理由的情况，《刑事诉讼法》第192条、第206条作了相关规定，要求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和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刑事诉讼法除了规定上述回避理由外，还就回避申请的审查权和决定权作了相应规定。
对于审判人员的回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高法规定》）中对上述《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了扩展，在前述28条规定四种回避理由的基础上《高法规定》第1条又规定，1、近亲属包括与当事人有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及姻亲关系；2、担任过本案勘验人的审判人员应当回避；3、与本案的诉讼代理人、辩护人有夫妻、父母、子女或者同胞兄弟姐妹关系的。《高法规定》第2条针对前述29条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审判人员的回避理由：1、未经批准，私下会见本案一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的；2、为本案当事人推荐、介绍代理人、辩护人，或者为律师、其他人员介绍办理该案件的；3、接受本案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财物、其他利益，或者要求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报销费用的；4、接受本案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宴请，或者参加由其支付费用的各项活动的；5、向本案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借款、借用交通工具、通讯工具或者其他物品，或者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在购买商品、装修住房以及其他方面给予的好处的。为了保证案件的公正审判，《高法规定》第4条、第5条分别规定，1、审判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指法院中占行政编制的工作人员）离任二年内，不准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离任二年后，担任原任职法院审判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而对方当事人认为可能影响公正审判而提出异议的，不准担任本案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但是作为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监护人代理诉讼或者进行辩护的除外。2、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的配偶、子女或父母，不准担任其所在法院审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当然，《高法规定》增加或扩展的上述这些回避理由是否适用于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目前，虽然尚未出台相应规定，但笔者认为，本着回避制度的基本价值理念，在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供相关证据材料的基础上，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的回避，应当参照执行。
为了贯彻执行好刑事诉讼中有关回避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高法解释》）第29条又规定：“不属于刑事诉讼法第28条、第29条所列情形的回避申请，由法庭当庭驳回，并不得申请复议。”
这一规定，除了进一步表明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回避属于有因回避之外，对于防止滥用申请回避权作无理申请，对于防止利用回避制度故意拖延诉讼从而提高诉讼效率，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一规定与前述有关回避的规定很不协调，相比较，明显存在着不足和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这一规定将回避的理由限定在“刑事诉讼法第28条、第29条所列情形”是不够全面的。因为，除了《刑事诉讼法》第28条、第29条规定回避的理由外，还有一些其他情形也可以构成回避的理由。这些情形有的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有的是两高司法解释规定的。前者如，刑事诉讼法第192条、第206条之规定（前面已述）。后者如，除了前述《高法规定》的相关规定之外，还有《高法解释》第31条规定：“参加过本案侦查、起诉的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如果调至人民法院工作，不得担任本案的审判人员。”（第一款）“凡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合议庭组成人员不得再参与本案其他程序的审判。”（第2款）又如，《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9条规定：“参加过本案侦查的侦查人员，如果调至人民检察院工作，不得担任本案的检察人员。”刑事诉讼法和两高司法解释的这些规定，主要是为了防止有关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产生先入为主的臆断和偏见，从而保证案件能够得到客观公正的处理。这些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也已视为回避的理由。
第二，这一规定与《高法解释》第30条的规定自相矛盾。《高法解释》第30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出庭的检察人员、书记员提出回避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指派检察人员出庭的人民检察院，由该院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很显然，在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出庭的检察人员、书记员提出回避申请而又不属于刑事诉讼法第28条、第29条所列情形的情况下，是适用《高法解释》第29条规定，还是适用《高法解释》第30条规定？如果适用前者，则后者形同虚设；如果适用后查，则前者毫无意义，没有存在的价值。
第三，这一规定侵犯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人民法院院长（或者审判委员会）对回避的理由是否合法的审查权及是否回避的决定权。如果当事人是申请出庭的检察人员、书记员回避的话，还侵犯了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的这一权利。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0条第1款、第31条的规定，对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书记员的回避，应当分别由院长、检察长决定；院长、检察长的回避，应当分别由本院的审判委员会或者本院的检察委员会决定。因此，从程序上讲，《高法解释》第29条的规定是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立法本意的。“由法庭当庭驳回”与法定程序也相悖，是法院重实体、轻程序的具体表现。
第四，这一规定对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行使申请回避权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一定都能很明确地理解“刑事诉讼法第28条、第29条所列情形”，对于两高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更是不知。如果要求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一律按照“刑事诉讼法第28条、第29条所列情形”提出申请，未免强人所难。有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没有按照“刑事诉讼法第28、第29条所列情形”提出申请，并不是故意拖延诉讼，而是不了解刑事诉讼法有关回避理由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若一律驳回回避申请，“并不得申请复议”，是对申请回避权的无端限制，是对申请复议权的非理剥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高法解释》第29条的规定虽然在刑事诉讼中有利有弊，但是弊大于利，应当进一步修改完善好这一规定或干脆取消这一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