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铜川市政府系统应急值守工作规范》的通知
陕西省铜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铜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铜川市政府系统应急值守工作规范》的通知
铜政办发〔2010〕59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新区管委会，市级各工业园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工作部门、直属机构：
为加强全市政府系统应急值守工作，确保政令、信息畅通，实现政府系统值守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经市政府同意，现将《铜川市政府系统应急值守工作规范》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铜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O一O年六月十七日
铜川市政府系统应急值守工作规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政府系统应急值守和应急管理工作，及时报送紧急重要信息，协助领导迅速有效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确保政令、信息畅通，更好地为领导、基层和群众服务，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铜川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以及市委、市政府有关规定，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市应急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应急办）负责市政府及办公室日常值守工作，法定节假日的值守工作由市政府办公室统一安排。各区县政府、市新区管委会应急管理办公室承担本辖区的应急值守、信息汇总、综合协调等职能，发挥运转枢纽作用。各级政府组成部门、直属机构以及与政治、社会稳定和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单位，均应设立专门的值守工作机构或赋予内设机构值守工作职能，配备足够数量的人员负责值守工作；遇有重大突发事件及重要活动、重大会议等敏感时期，应由单位领导在岗带班并加强值守力量。
第三条 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应急值守工作的领导。值守岗位必须配备本部门、本单位在编在职工作人员，不得安排临时聘用人员、离退休人员值守。值守工作人员要认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学习有关法律法规，爱岗敬业，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努力提高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进一步强化服务观念，积极主动地做好工作。值守场所须配备必要的通信、办公等设施，使用先进的值守管理系统，确保值守工作反应灵敏、信息畅通、应对迅速、处置及时。
第二章 工作职责
第四条 市应急办值守工作职责
（一）协助市政府领导处置紧急重大事项，协调重大和特别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预防预警、应急处置、事后调查和评估等工作；负责市总体应急预案的修订和预案体系的完善工作，参与有关规章的拟订，并负责推动实施。
（二）负责市政府及办公室工作日内和双休日24小时值守工作，并协助报告和处理重大突发事件，编报《值班快报》等。
（三）负责法定节假日的值守工作安排，并做好通知和落实工作。法定节假日按照下列要求组织值守：1、值守时间按照市政府办公室的通知执行；2、提前三天，由下级政府应急办及市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向市应急办报送值守安排表；3、节假日期间，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负责同志要在岗带班。
（四）建立值守信息网络，确保联络畅通。
（五）建立健全值守工作制度和规范，推进值守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建设。
（六）负责对各区县政府、市新区管委会和市政府各部门值守工作的检查、督促和指导，对值守和应急管理人员进行业务培训。
（七）履行市政府及办公室赋予的其他职责，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五条 各区县政府、市新区管委会值守工作职责
（一）各区县政府、市新区管委会应急管理机构，负责本辖区日常24小时值班工作，确保与市政府和有关部门联络畅通。
（二）节假日期间每天下午4时前，书面向市应急办报送辖区内应急值守情况。
（三）建立健全值守工作制度和规范，推进值守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建设。
（四）及时报告并协助领导处置本辖区内发生的重大突发事件。
（五）根据各级政府的要求，提出本辖区应急值守工作信息化建设的建议方案，并组织实施。
（六）加强对下级政府及本级政府部门、单位值守工作的检查、督促、指导，组织开展本辖区内政府系统值守人员的业务培训工作。
（七）履行本级政府赋予的其他职责，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六条 各级政府部门、单位值守工作职责
（一）负责本单位24小时值守工作，确保本系统内部联络畅通，确保与本级政府、相关部门单位联络畅通。
（二）建立健全值守工作制度和规范，推进值守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建设。
（三）及时报告并协助领导处置系统内发生或接报的重大突发事件；应急职能部门在节假日期间每天下午4时前向本级政府应急办报送应急值守情况。
（四）加强对本系统内值守工作的检查、督促和指导。
（五）履行本部门、单位赋予的其他职责，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三章 工作原则和工作制度
第七条 值守工作原则。值守工作遵循反应迅速、运转高效、安全保密、优质服务的原则。切实履行各级政府和部门赋予的工作职责，做好向领导和上级机关报送重大突发事件信息和协助处置工作；及时将政令下达、下情上传，确保政令畅通；严格执行保密制度，严守工作秘密，确保安全。
第八条 值守记录制度。值守工作要制作统一规范的记录簿并严格执行记录制度。值守人员在值守期间，应将发生的事项和处理情况进行记载。值守记录应字迹清楚，要素齐全，详略得当。重大突发事件的处置，应按时间顺序（精确到分钟）详细记录处置过程。值守记录簿须编号归档。
第九条 公务来电接听制度。值守人员应认真接听值守期间的来电，文明应答，必要时应予核对并整理《电话记录》后按规定程序报告；重要来电应要求对方以书面形式发送；基层单位及群众来电，比较明确的问题可直接答复，重要问题经请示领导后按规范口径答复，必要时可帮助联系、处理。
第十条 交接班制度。交接班要履行交接手续，接班人员须提前到岗，交班事项应书面交接，并由交接班双方签字确认。
第十一条 保密制度。值守人员要严格遵守各项保密规定，不得向无关人员透露涉密信息。
第十二条 值守通报制度。各级各部门建立值守通报制度，不定期对值守情况进行抽查，对漏岗、脱岗以及迟报、漏报、误报和瞒报重大突发事件信息等情况及时进行通报。
第十三条 设备使用管理制度。值守人员在值守前应检查电话、传真、复印机、电脑等设备是否完好，确保设备始终处于良好工作状态，要熟练应用各种办公设备，保证信息传递畅通。
第四章 重要信息处置规范
第十四条 值守信息报送原则。值守信息报送要遵循有情必报、逐级上报、规范运作、安全保密的原则。值守人员接报较大以上突发事件信息后必须及时、准确、全面地向带班领导报告，并在规定时间内逐级上报。严格执行保密工作制度，杜绝失密、泄密事件的发生。
第十五条 信息接报。接收较大以上突发事件信息后，应立即编写《值班快报》或《信息专报》，按规定报告；有可能严重影响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重特大灾情、社情、疫情、生产安全事故及其他重大突发事件，须迅速报送主要领导。
上报信息必须要素齐全、事实清楚、文字精练、格式规范，上报信息须严格审核并经本部门、本单位领导签发，事实不清的要认真核实。特别紧急的事项可先电话报告，但必须迅速补报书面材料。各类突发事件信息，应由应急值守部门在规定时间内按规定程序统一口径、统一上报，避免多头报送。
第十六条 信息处置。较大以上突发事件发生后，值守人员要主动与事件发生地及有关单位保持联系，及时传达领导和上级政府的处置意见，催办落实领导批示和交办事项，密切跟踪事态进展，随时续报，直至处理完毕。较大以上突发事件信息披露要严格执行国家、省和市的有关规定。
第十七条 归档保存。信息处置完毕后，要将《值班快报》、《信息专报》、领导批示及处理情况报告、续报等资料整理归档保存。
第十八条 加强对值守信息的综合分析和研究，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并提出处置建议。
第十九条 本规范所称较大以上突发事件，主要包括严重影响政治稳定、社会稳定，已经或可能造成严重后果或重大影响的事件，以及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发生时间、地点、涉及对象敏感，已经或可能引起广泛关注的重大案件、事件和事故等。
（一）危害国家安全的事件。
（二）非法集会、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聚众围堵、冲击党政军机关及其他重要部门、单位或进行打砸抢烧的群体性事件；聚众堵塞干线公路、城市主要街道造成交通中断或非法占据公共场所的事件；其他由各种原因引发的群体性冲突事件。
（三）进京上访，到省、市政府集体访以及严重影响当地社会稳定的集体上访事件。
（四）劫持各类公共交通工具的案件；爆炸、投毒、纵火自焚、自杀、自残等事件。
（五）造成严重后果和恶劣社会影响的刑事犯罪案件。
（六）铁路、公路运输等方面发生的重大安全事故。
（七）一次造成3人以上死亡或5人以上重伤的各类生产安全事故；一次造成2人死亡或5人以上重伤的火灾、爆炸等事故；一次造成2人以上死亡或涉及人数10人以上的中毒事故；虽无死亡情况，但国家明令禁止使用、销售的剧毒药品中毒事件。上述重大突发事件中涉及的数字均含本数。
（八）大型活动或群众性节假日旅游、娱乐等活动中造成人员伤亡的重大事故。
（九）枪支、弹药和爆炸、剧毒、放射性等危险物品丢失事件；危险物品在生产、运输、使用过程中发生泄漏、放射性物质扩散，已经或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事故。
（十）重特大自然灾害、重特大疫情（含动植物疫情）、大范围停水、停电、交通堵塞等严重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的事件。
（十一）其他重大突发事件。
较大、重大、特别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要立即报告，并及时续报进展和处置情况。各区县政府、市新区管委会应急办和市级各部门、各单位要第一时间口头报告，在2小时内以书面形式向市应急办报告。突发事件发生时级别较低，但随着事件的发展和演化，可能造成重大危害或影响的，也要及时报告。前项所称较大、重大、特别重大突发事件的分级标准，按照《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国家有关专项应急预案的规定执行。
第五章 考核和奖惩
第二十条 各级政府应急办及各有关部门、单位是值守工作的责任主体，分管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值守主要负责人和当班值守人员是直接责任人。
第二十一条 各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本级政府部门和单位在值守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应予以表彰奖励。
第二十二条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在值守工作中造成重大影响或严重后果的，要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通报批评；后果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的，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一）未设立专门应急值守机构或赋予内设机构值守工作职能、未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值守制度不健全的。
（二）值守人员脱岗、漏岗的。
（三）迟报、漏报、误报、瞒报重大突发事件信息的。
（四）未经核实，上报的重大突发事件信息与事实严重不符的。
（五）在重大突发事件信息的报告、处置过程中相互推诿，上交矛盾，对领导和上级机关的指示、批示落实不力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各区县政府、市新区管委会应急办和市级各部门、各单位应按照本规定制定实施细则，并报市应急办备案。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由市应急办负责解释，自二O一O年七月一日起执行。
论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
——以建构正当强制医疗程序为视角
被害人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角色，在强制医疗诉讼中也不例外。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趋势是在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同时，也重视加强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在被害人诉讼权利中，其程序参与权是一项相当重要的权利，而在我国刚刚起步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并没有很完备地体现在立法中，这对于建构正当强制医疗程序，平等保障双方当事人的权益，实现实体正义是不够的。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对于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中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要建构正当强制医疗程序，必须保障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参与权。
刑事诉讼程序参与权是指案件双方利害关系人以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参与到整个诉讼过程中，并能有效影响裁判结果的权利。新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强制医疗程序，从程序上规范了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的适用条件，对于保障公众安全，及时妥善医治精神病人将发挥重大作用。它体现了法律对于社会安全和精神病人健康及其他合法利益的双重关怀，能够有效避免精神病人再次实施危害行为，也有利于精神病人的精神康复。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但是，对于被害人的权利保障，特别是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未明确规定，不得不说是一大缺憾，这也是今后完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应解决的问题。
一、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程序参与权的法理依据
正义是制度合法性的基石。正义的对象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即用来分配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划分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和负担的主要制度。[1]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体现了均衡正义的思想，尽力想通过某种补偿或再分配使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应与被告人一样享有同等地位，“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丝毫不意味着将与企图伤害犯罪人并剥夺其宪法性权利的压制性的刑事政策发生必然的联系。”[2]维护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利益应当兼顾，以实现均衡正义。迈克•D•贝勒斯确定了程序公正的七项原则，其中之一即为参与原则，意指“当事人应能富有影响地参与法院解决争执的活动”。[3]因此，程序运作上的参与性意味着要将与强制医疗裁决结果有关的利害关系人纳入到决定的做出过程中，让各方当事人充分陈述意见。随着国际社会对犯罪现象认识深化和国际人权保障运动的发展，犯罪被害人在诉讼活动中的地位逐渐提高，其诉讼权利的独立性和重要性日益成为国际共识。[4]
二、保障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程序参与权的必要性
刑事强制医疗诉讼作为刑事诉讼的一种特别程序，其被害人具有双重地位，一般意义上的刑事被害人程序参与权保护的必要性契合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程序参与权保护的必要性，除此之外，还有其作为特别刑事程序应对其被害人程序参与权保护的必要性。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是被害人权利中一项最重要的权利，犹如基石之于高楼大厦。被害人程序参与权保护的必要性从人权保护的角度来看，人权是作为人必须拥有的权利，刑事诉讼所涉及到的每个人自然也都应该得到基本人权的保障，并应该得到法律的支持。“人权既及于犯罪人，也应平等地及于被害人。”[5]
（一）加强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保护是维护本国宪法尊严的需要
世界各国的宪法中都规定有关于本国公民权利义务的篇章。2004 年，我国宪法修正案更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确立了人权保护的最高法律依据。宪法是母法，是每个公民的行为准则，任何人不准违反。刑事被害人作为国家公民，其合法权益自然要求国家法律加以保障。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实现对涉及自己利益的程序参与权的有效保护，必然会导致宪法中有关公民权利的那部分规定形如白纸，宪法在公民心目中的地位下降，尊严会降低甚至丧失。同时，国家在国民心中应有的权威也会受到一定程度损伤。刑法、刑事诉讼法是一国宪法的具体体现，国家应不断完善相应的法律规范，在加大对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加强防范意识的同时，也要注重对已发生的侵害行为中被害人可以有效地参与到维护其利益的诉讼中，确保对被害人利益的最大恢复。因此，对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的保护，就是维护了宪法的尊严，也就是维护了社会主义国家和法律的尊严。
（二）加强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保护是保障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公正的需要
刑事强制医疗诉讼公正，是指在该诉讼由始至终运作的全过程中，现实被害人与被申请人在维护各自合法权益方面，都有充分的参与程序的权利，确保无辜者不受刑事追诉，有罪者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现实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而受到的损害得到应有的赔偿。一个国家重视对双方利害关系人平等参与程序的权利的保护是实现程序公正的需要，是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体现。若国家只注重对被追诉方单方程序参与的保护而轻视甚至漠视对被害人程序参与权利的保护，必定会使已受到非法侵害的被害人心存不满，而且很可能会放纵了犯罪分子，使其逃脱应有的制裁，还会给被害人带来二次伤害。这样，强制医疗程序显然无法实现应有的公正。
“程序是与选择联系在一起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是法制体系中最生动活泼的领域。可以说，程序的本质特点不是形式性也不是实质性，而是过程性和交涉性。”[6]由此可见，诉讼程序中参与的重要性。在强制医疗程序中，精神病人及其监护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应当有充分的机会参与刑事裁判的形成过程，并对裁判结果的形成发挥有效的影响和作用。确保程序主体，特别是被害人富有意义地参加诉讼全过程，对于程序公正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三）加强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保护是实现实体正义的需要
人们常将正义分为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所谓实体正义就是从目的和结果意义上对权利义务分配原则作的合乎正义标准的规定。法治的实体正义往往体现为人们对美好的法治生活、政治理想与社会目标的追求。但是要使这种规定得以形成并真正发挥作用，还必须有一个具体的过程和方式，即一定的程序。而程序正义主要关注于为实现实体正义所采用的方法和程序是否有利于实体正义的实现，以及这些方法自身是否符合一定的正义标准。[7]程序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结果和状态而事先进行的一定时间的活动，有人称法的程序正义为“看得见的正义”，这来自于一句著名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
正当强制医疗程序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让双方利害关系人都富有意义地参与到刑事裁判的形成过程中，这样的正当程序才能有效地保障实体正义的实现。强制医疗制度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作为一种特别的诉讼程序，不同于普通的诉讼程序，它的特点在于采用这一程序的目的不是解决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问题，而是决定是否对特定的被申请人强制医疗。由于此类案件审理的对象患精神病或者或者精神障碍，受其病理性干扰，不能像正常人有效地参与诉讼，因此，法律规定了缺席审判制度。基于此，如果被害人再不参与诉讼，等于是双方利害关系人都没参与到法院裁判的形成过程中，这对查明案件事实，作出公正裁判是完全无益的。而且被害人富有意义地参与程序，可以约束裁判者的自由裁量权，限制恣意的发生，从而确保裁判结果的正义性。[8]
（四）加强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保护是保证鉴定结论公正性的要求
在强制医疗程序中，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犯罪的精神病人进行司法精神医学鉴定，是正确适用强制医疗的前提。当然，认定精神疾病患者在实施危害行为时有无责任能力并决定其是否应负刑事责任，属于司法机关的职权，但是由于司法人员缺少司法精神病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因此，鉴定在强制医疗程序中即处于核心地位。Koch法官曾毫不避讳地说：“事实上裁判几乎是从法官的重心转移到医生的范围，此乃必须接受的事实。”[9]鉴于鉴定结论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的核心地位，鉴定实施程序更是强制医疗程序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样要遵循程序参与原则。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作为利害关系人，理应在对精神病人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过程中到场，并能够及时在鉴定过程中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观点和主张并对他方当事人进行质证、反驳或者抗辩。这样一方面将鉴定过程置于当事人监督之下，增加鉴定过程的透明度，保障鉴定结果的公正性；另一方面，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充分参与鉴定过程，有利于增加他们对鉴定人和鉴定结论的信任度，避免重新鉴定，提高鉴定的效率和诉讼的效率。
三、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程序参与权立法现状
（一）审判程序中被害人程序参与权的立法缺失
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的司法解释未对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作明确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七条和《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五百三十六条规定了“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强制医疗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该规定赋予了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申请复议，但该解释第五百三十条关于开庭审理强制医疗案件程序中并未赋予被害人像普通刑事案件一样参与庭审并享有参加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的权利，这会影响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权益的实现。其未参与庭审，不利于其复议申请权的正确行使。因为在涉及被害人权益的审判程序中，应当从实际上保障其具有参与该程序并发表意见的权利。无救济即无权利，“程序上的可救济性则是要赋予有关当事人程序上的救济权，即对于法院的裁决必须赋予当事人救济的权利。”[10]反过来，被害人的救济权行使是建立在其充分参与程序并发表自己的意见的基础上，否则，救济权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鉴定程序中被害人程序参与权的立法缺失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了强制医疗适用条件，即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概括起来就三个条件：第一，行为人系精神病人；第二，实施暴力行为，且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第三，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性。其中有两个条件涉及到司法鉴定，这也是法院审理时审查的主要对象。由此可见，司法鉴定在强制医疗诉讼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正确适用强制医疗的前提。司法鉴定在强制医疗诉讼中的重要性并不必然决定被害人享有充分的程序参与权。我国目前关于司法鉴定的法律、法规还比较缺乏，尤其关于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方面的更为稀少，2007年10月1日由司法部发布开始实施的《司法鉴定程序通则》涉及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特殊规定仅“对被鉴定人进行法医精神病鉴定，应当通知委托人或者被鉴定人的近亲属或者监护人到场”（第24条）。但对于被害人是否可以参与鉴定程序却无任何规定。由于我国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的司法解释将对当事人的精神状态进行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的权利赋予公、检、法三机关，而非当事人；而且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将鉴定人出庭作证作为确定鉴定结论法律效力的必要前提，以致鉴定人通常不出庭，仅出具鉴定结论即可，被害人作为当事人根本无法对鉴定人进行发问，了解鉴定结论作出的过程和依据。在鉴定程序中，被害人的参与程度以及对鉴定结论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法律在这方面规定的缺失严重影响强制医疗的正确适用。
四、加强保护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程序参与权之建议
强制医疗程序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新增加的一种刑事特别程序，在理论和实践上尚处于探索阶段。在权利保障上，法律倾向于肇事的精神病患者，从人权的角度看，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要建构正当的强制医疗程序，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也决不能忽视。
（一）赋予被害人参与庭审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