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修改中山市工业发展突出贡献企业评定办法（试行）的通知
广东省中山市人民政府
关于修改中山市工业发展突出贡献企业评定办法（试行）的通知
火炬区管委会，各镇政府、区办事处，市属各单位：
经研究，决定对《中山市工业发展突出贡献企业评定办法（试行）》（中府〔2008〕105号）作如下修改：
一、将文件标题修改为《中山市工业发展突出贡献企业奖励优惠暂行办法》。
二、将原文件中的“经贸局”修改为“经济和信息化局”，“人事局”修改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三、将原第四条修改为“市政府成立市工业发展突出贡献企业评审组（下称‘评审组’），成员单位由市府办公室、市委宣传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财政局、统计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科技局、环境保护局、国税局、地税局等组成。评审组办公室设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负责日常工作”。
四、将原第八条修改为“市工业发展突出贡献企业每年评定一次，评审工作由评审组具体组织实施。评审组负责收集上年度符合本办法第五条及第六条规定条件的企业的相关资料，并进行审核和综合评议”。
五、将原第十条“……颁发荣誉牌匾和荣誉证书，在每年3•28招商经贸洽谈会上进行通报表彰……”修改为“……颁发荣誉牌匾、荣誉证书并进行通报表彰……”。
六、将原第十二条第（三）项修改为“企业在技术研发、引进先进设备方面符合规定条件的，可优先获得市工业发展专项资金的扶持”。
七、在原第九条处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内容如下：“公示期内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对候选名单提出异议的，由评审组办公室进行核查，经查企业存在不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第六条规定情形的，由评审组取消其评选资格或调整其评定等次”。
八、将原第五条“……企业法人代表当年无涉及该企业的违法犯罪行为”修改为“企业法定代表人当年无涉及该企业的违法犯罪行为”。
九、将原第十五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修改为“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两年”。
现将《中山市工业发展突出贡献企业奖励优惠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山市人民政府
二○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中山市工业发展突出贡献企业奖励优惠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培育和扶持一批具有较强核心竞争力与综合实力的工业大企业大集团，打造我市优势企业群体，加快推进工业强市战略，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依法在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工业企业。
第三条 市财政每年按预算拨付专项经费奖励市工业发展突出贡献企业。
第四条 市政府成立市工业发展突出贡献企业评审组（下称“评审组”），成员单位由市府办公室、市委宣传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财政局、统计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科技局、环境保护局、国税局、地税局等组成。评审组办公室设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负责日常工作。
第五条 市工业发展突出贡献企业应具备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进行管理，依法经营，依法纳税，无环保违规等行为，有良好社会形象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等基本条件。企业法定代表人当年无涉及该企业的违法犯罪行为。
第六条 市工业发展突出贡献企业的认定，按企业主要经济运行指标情况，设金奖、银奖和铜奖三个等级。
（一）铜奖指标：
1．年度销售收入达30亿元或以上；
2．年度销售收入增速达全市规模以上企业平均水平；
3．年度入库税收达1亿元或以上；
4．年度企业技术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2%；
5．年度企业工业增加值能耗低于全市平均值。
（二）银奖指标：
1．年度销售收入达50亿元或以上；
2．年度销售收入增速达全市规模以上企业平均水平；
3．年度入库税收达1.5亿元或以上；
4．年度企业技术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2%;
5．年度企业工业增加值能耗低于全市平均值。
（三）金奖指标：
1．年度销售收入达100亿元或以上；
2．年度销售收入增速达全市规模以上企业平均水平；
3．年度入库税收达3亿元或以上；
4．年度企业技术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2%;
5．年度企业工业增加值能耗低于全市平均值。
第七条 企业获评为其中一等级的市工业发展突出贡献企业，今后不再参加同一等级或次等级的市工业发展突出贡献企业评选活动。
第八条 市工业发展突出贡献企业每年评定一次，评审工作由评审组具体组织实施。评审组负责收集上年度符合本办法第五条及第六条规定条件的企业的相关资料，并进行审核和综合评议。
第九条 经评审组评定的市工业发展突出贡献企业候选名单，通过我市主要新闻媒体向公众公示，公示期为10天。公示期满无异议的，由评审组将评定结果上报市政府批准。
公示期内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对候选名单提出异议的，由评审组办公室进行核查，经查企业存在不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第六条规定情形的，由评审组取消其评选资格或调整其评定等次。
第十条 市政府对获评企业授予“中山市工业发展突出贡献企业”称号，颁发荣誉牌匾、荣誉证书并进行通报表彰，对获评企业进行如下奖励：
（一）对铜奖企业一次性奖励100万元。
（二）对银奖企业一次性奖励200万元。
（三）对金奖企业一次性奖励300万元。
第十一条 企业所获奖励金可用于奖励企业领导集体、中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等对企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员，也可用于投入企业生产经营。
第十二条 市工业发展突出贡献企业享受如下优惠政策：
（一）企业产品进出口检验检疫享受中山口岸检验检疫绿色通道待遇，企业申报出口免验产品优先审核。
（二）企业产品通关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企业分类管理办法》同等类别措施，A类以上企业在非工作时间和节假日办理预约通关的，优先予以安排。
（三）企业在技术研发、引进先进设备方面符合规定条件的，可优先获得市工业发展专项资金的扶持。
（四）企业因扩大产能需要购置土地的，在同等条件下，市政府优先安排用地指标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用地手续。
（五）确保企业生产用电的需求，在错峰用电时段给予企业减免错峰用电负荷。
（六）支持企业招才引智。企业录用、招聘应届具有国家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含本科）学历的人才，优先办理入籍中山户口。同时，按企业获评的奖项等级给予企业若干入籍中山户口的指标，用于为本企业中达不到本市有关人才引进政策规定入户条件的企业骨干办理入籍中山户口，需符合下列条件：
１．对企业发展有突出贡献；
２．本人在中山有自有产权住房；
３．在该企业连续工作满３年以上（含３年，以在该企业参加社会保险的年限为准）。
具体实施细则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与市公安局制定。
（七）企业中非本市户籍的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在本市暂住5年以上，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其接受义务教育子女可按本市户籍人口就近安排入学。同时，按企业获评的奖项等级给予企业若干指标，用于本企业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子女参与市一中、市华侨中学电脑派位。具体实施细则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与市教育局制定。
（八）有本市户籍的企业法定代表人及高级管理人员可享受港澳出入境过关礼遇，由市有关部门核发过关礼遇通道证。具体申办手续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与中山边检站制定。
第十三条 市政府定期编辑出版市工业发展突出贡献企业宣传资料，宣传企业成功经验和做法，营造企业奋发向上、做大做强的良好氛围。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两年。
关键词: 公平责任 分配正义 衡量要素 适用例
内容提要: 德国法系之所以借鉴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思想而创立公平责任制度，是为了在以过错责任为一般的前提下，让欠缺归责能力者例外地也承担责任。对其公平责任制度的形成史、学理基础与衡量要素的探讨，有助于澄清我国存在的一些对于公平责任基本问题的含混认识，以明确弥补损失的性质，在宽泛式公平责任与有限度的公平责任之间进行妥适的选择，并确定真正属于公平责任的情形。
公平责任中西均有，[1]且二者不无渊源。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邦法》开风气之先，为世界上首部规定公平责任的法典，奥地利、瑞士、德国依次踵继之。受德国法系的沾溉，诸多其他欧洲国家也确立了公平责任。与1922年《苏俄民法典》（其关于公平责任的规定承袭了《德国民法典第二草案》第752条的衣钵）的影响有关，我国《民法通则》第132条亦设立了公平责任制度，《侵权责任法》对之未作大的更动。然而在公平责任的理解、适用例的确定等方面，我国均不乏有待澄清之点。在此背景下，为有裨我国公平责任制度的完善，考察该制度“原产地”的相应状况颇具实益。
一、从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公平责任思想到德国法系的公平责任制度
（一）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公平责任思想
1．三位权威学者的见解
凡法律制度若非率性而为，莫不以某种法律思想为其先导。公平责任制度的先导即为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公平责任思想。[2]格老秀斯、普芬道夫、托马修斯等人均探讨了侵权法问题。格老秀斯（1583-1645）首次对侵权责任作了一般条款式的阐述。其指出，错行是指与人类的共同利益或其特殊品质要求其去做的相悖的任何过错行为，无论作为还是不作为。如果此种过错行为造成了损害，根据自然法就产生了义务，即赔偿所造成的损害。[3]在强调过错乃责任前提的同时，格老秀斯也认为有时即使加害人无过错亦应赔偿。此类情形如：所有权人应赔偿其具有危险性的物品造成的损害；[4]对于在紧急状况中给他人造成的损害，如失火时在没有其他保存自己房屋的手段的情况下拆毁邻居的房屋；砍断缠住船只而别无他法解开的他人船舶的铁索或渔民的渔网，行为人也应赔偿。[5]
普芬道夫（1632-1694）认为，如果行为人以不可避免的方式对于重要情事缺乏认知，其出于非基于疏忽的错误而行为，是偶然事件在起作用，其从事了非自由意志性质的行动，事件的进程处于其支配之外，其处于强制、胁迫或者有约束力的命令之下，则不能将行动及其后果归算于行为人。因此，应判令儿童与愚人的责任不成立。归责并不简单地因因果发展而成立，毋宁说，其为评价性的判断，即如果特定的后果是由某人的理解力与自由意志引起的，其人即应对该后果负责。[6]另外，普芬道夫承认在例外情况下无过错的行为人应承担责任。此方面的见解如：紧急避险人赔偿给他人的财产造成的损害是公平原则（principle of equity）的要求；对于奴隶造成的损害，无过错的主人或者赔偿或者将奴隶交给受害人与自然公平（natural equity）相协调；动物致害时，主人即使无过错也要赔偿或者交出动物。[7]如果由于其无过错的不幸事件，富人侵害了穷人，对后者为一定的善行符合慷慨的要求。[8]
托马修斯（1655-1728）早期的见解与普芬道夫相近。[9]但在《褪下损害赔偿之诉的阿奎利亚法面具》（1703年，通常简称为《阿奎利亚法面具》）一文中，他放弃了过错原则，转而主张侵权责任的成立不以过错为前提。其认为，“正确的理性不仅主张，如同出于蓄意的意图做同样的事情，在有过失时我也应赔偿我造成的，损害，还要求如果损害是我造成的，但显然不是通过我的过错而是由纯粹的事件造成的，亦应加以赔偿。”[10]至于何以赔偿的成立不要求行为人有过错，托马修斯以公平为最根本的原因。[11]另外也自惩罚与赔偿的差异、主观权利的保护、受害人未行使防卫权而是主张赔偿等角度进行了论证。[12]值得注意的是托马修斯对于精神病人、未成年人承担责任进行的阐释。其指出，精神病人与儿童之所以应承担责任首先是因为患有精神病或未达至成年是精神病人与未成年人自己的特性，因此，由精神病或未成年引发的后果应由其自己承担而不能将不利转嫁给受害人，此为自然公平（aequitate naturali ）的体现。其次，面临精神病人或未成年人将要进行以及正在进行的侵害可以进行预防与防卫，因为前者并无侵害之权。同理，侵害发生后，可以要求由他们的财产中予以赔偿。再者，令精神病人与未成年人承担责任只涉及了其财产而未涉及其人身。[13]
2．与德国法系公平责任的异同
概括以观，格老秀斯、普芬道夫（以及早期的托马修斯）一方面主张损害赔偿的成立应以过错为前提，另一方面也承认在例外的情况下无过错亦应承担责任。为了证成后者，普芬道夫倚重的是自然公平。[14]就提及的例外情形来说，紧急状态下致害的赔偿、危险物品致害时的赔偿、主人对奴隶或动物致害的损害投偿责任与后来德国法系的公平责任并无关系：紧急状态下致害的赔偿实为牺牲责任（见本文第四部分相关论述）；危险物品致害时的赔偿属于危险责任的范畴；无过错的主人对动物所致损害的责任亦系危险责任（对奴隶致害的责任则早已丧失了存在的余地）。[15]惟普芬道夫所说的无过错的富人应对穷人进行一定的赔偿可谓宽泛式公平责任的通俗表述方式。后期的托马修斯以公平为依据放弃了过错原则，其说在总体上与现今的公平责任已无关系。不过，他以自然公平为主要理由对精神病人、未成年人责任的论证对于德国法系公平责任的确立颇具启发意义。侵害时未为防卫而嗣后可以主张赔偿这一理由后来也被一些论者用于证成无归责能力者的责任。可见，虽然三位学者的见解与后来的公平责任有着程度不一的差异，但公平责任的诸要点在其各自的学说中均已涉及：以过错责任为一般而以公平责任为例外；精神病人、未成年人致害时可成立责任，自然公平为其主要根据；当事人的贫富差异对于责任的成立有意义。
（二）德国法系的公平责任制度
《普鲁士普通邦法》第1编第6章之41-44条（ALR I 6 § § 41-44）为公平责任的肇始性规定。依其规定，若遭受了精神错乱者、痴呆者、七周岁以下的儿童的伤害，仅在不能就其监督人（Aufseher）、父母的财产获得赔偿之时，受害人可要求以加害人的财产赔偿其直接损失。[16]而此类人员所负的责任以不剥夺其必要的生活费用，并且在加害人为儿童之时尚以不剥夺用于获得与其身份相当的教育的金钱为限。[1 ]这些规定背离了过错责任原则而以“自然公平”（natiirliche Billigkeit）为根据。立法理由书并指出，无归责能力者[18]“是其行为的发动者，因此，其行为引起的损害由其财产进行赔偿是公平的”。[19]比如，就未成年人引起的损害来说，即使作为加害人的儿童的财产可以轻易地提供赔偿，也令无过错的受害人无法获得任何赔偿，显然严苛得与道德感相抵触，而借助第41 - 44条的规定，此种严苛性即以对于各方当事人来说均为适当的方式被消除了。[20]就精神错乱者、痴呆者所为的侵害而言，其理亦然。循《普鲁士普通邦法》开辟的道路，1811年《奥地利民法典》第1310条（结合第1308条）规定了精神错乱者、痴呆者及儿童的公平责任，1881年《瑞士债法典》第58条亦规定了无归责能力者的公平责任。前者较为周详，于 1310条提及了加害人是否有（自然意义上的）过错、受害人是否出于对加害人的保护未采取防卫措施、加害人与受害人的财产状况三项用于衡量责任是否成立的要素。后者则颇惜墨，只有简单的一句：“出于公平的考虑，法官可例外地判令造成损害的无归责能力者部分或全部地予以赔偿。”[21]
德国法的公平责任制度出现得较晚但影响更大，其创制过程亦一波三折。预备委员会（1873年成立）时期，von Ktibel起草的分编草案债法部分第15号第8条（TE-OR Nr. 15 § 8）规定了儿童及处于欠缺意志决定自由状态中的其他人的公平责任。第一委员会将其删除，理由是此种规定不正当地背离了一般法律原则（指过错原则），且与共同法的做法不相契合。另外，该规定让法官留意迫切的公平考虑，但是并未提供确定的裁判规范相助。[22]公平责任的废弃激起了强烈反弹，第二委员会（1890年成立）遂决定重新引人之，并将其适用范围拓展至一切无过错致害的情形，而不再以无归责能力者致害为限。具体来说，二草第752条第2款规定了无归责能力者的公平责任，第1款则规定：“由于故意或过失不成立而在第746条至第748条[23]规定的情形中对其引起的损害不负责任者，在根据案件的情事尤其是当事人的状况赔偿为公平所要求的限度内，和不剥夺维持其适当的生计以及履行其法定扶养义务所需要的金钱的限度内，仍然应当赔偿。”在表决过程中，曾有若干委员对此种宽泛式公平责任提出反对意见。其理由如：此举放弃了已经取得的成就而返回较早发展阶段的原始观念；如此一来，以公平为由，人们即会处于这样的领域，“在此领域内，不再是确定的法律概念，而是多少有些变幻不定的道德原则与礼仪原则起决定作用”。[24]反对者在表决时落败，但受其影响，1895年，联邦参议院将二草752条第1款删除，而将第2款改作三草的第813条。[25]次年，三草被提交帝国议会审议，第813条得以通过，是为《德国民法典》第829条。该条规定：“以不能从负有监督义务的第三人那里获得损害赔偿为限，在第823条至第826条所称情形之一里依照第827条、第828条对其引起的损害不负责的人，在根据情事特别是根据当事人的状况赔偿为公平所要求的限度内，和不剥夺其为维持适当的生计以及为履行法定义务所需要的金钱的限度内，仍必须赔偿损害。”至此，立法者回到了von Kubel草案的立场，往远处说，则是回到了普通邦法的立场。
二、学理基础
古典自然法学者以及《普鲁士普通邦法》等法典的立法理由对于被当作责任根据的自然公平并未作深入挖掘，而是点到即止。在此背景下，关于欠缺归责能力者[26]承担责任的学理基础为何，德国法系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释。
（一）公平责任学理基础的诸说[27]
1．引起说
《德国民法典》颁布前后，有些学者提出了引起（Verursachung）说为公平责任作学理上的阐释。比如，Gierke认为，德意志古法中12岁以下未成年人与愚人的损害赔偿责任以弱化的形式被晚近的民法典采用。就《德国民法典》第829条规定的无归责能力者的责任来说，其法律根据仅在于违法行为引起了损害。在此，责任的承担与过错无关，因为在概念的层面上无归责能力者的过错已经被排除了，并且不能认同让责任取决于与有归责能力者的过错相类似的意思欠缺的成立。[28]
2．经济承受力说
公平责任制度确立以来，一直有人专注于自双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经济力量的角度为其提供说明。奥地利学者Unger为此方向上的早期代表。Unger认为，公平责任的真正内在正当化基础并非主观的、伦理性的因素，而在于客观的、社会性的因素。损害负担的分配理由是双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双方均无过错的损害由根据财产状况较容易承受的一方承担。因此，赔偿取决于经济承受力。富裕与贫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法律范畴。不过，此与现代的人道主义发展相适应，人道主义观念认为国家的任务包括尽力帮助经济上的弱者，并且在私法领域内，如果看来可以忍受并且适当的话，也实现财富使人负责（richesse oblige）的原则。[29]
3．具体的公平说
有些论者固守公平理念，认为公平责任的根据即在于公平。Hedemann最早提出了此种见解。他的论述是基于对Unger观点的反驳而进行的，认为经济承受力说或曰财产使人负责的思想可能是吸引人的，但是不能涵盖所有依据公平责任处理的案件。其指出，某些案件的生命力也源自第三项原则即公平责任，[30]但与一方富裕而另一方贫穷并无关系。比如依《奥地利民法典》的规定，法官应当考虑“是否受害人出于对加害人的保护未采取防卫行为”。其他法典编纂则至少有意识地以当事人的“状况”，而不仅仅以“财产状况”为立足点。[31]既然经济承受力说以偏概全，公平责任的唯一特征只在于公平。虽然很有弹性，它却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如同合同法中的诚实信用公式。为从单纯的任意中得出审慎的、指明方向的路线而需要的确定性在于个案诸情事的现实性，亦即在于作为特定情态（Groβe）的具体状况。因此，现代损害赔偿法的第三根支柱应当被描述为具体的正义原则。[32]在Hedemann之后，Schirmer、 Leh-nertz等人亦采具体的公平说，但均语焉不详。譬如，Lehnertz只是从无归责能力者没有侵害他人之权，相反，他人享有不受别人侵害之权的角度进行了论说。[33]
4．危险责任说
有人认为公平责任实为危险责任。此种见解的代表人物Larenz与Canaris并提出了两点理由：首先，患精神病或未成年并因此而无侵权能力或仅有限制侵权能力者由于同样的原因对别人构成了特殊危险。另外，突然丧失意识之人总是构成现实的客观、具体的瑕疵说[34]意义上的危险源。其次，在第829条的范围内涉及的是不幸损害分配，因此涉及的是危险责任的中心任务。[35]在突然丧失意识者给别人造成损害的情况下，涉及的显然是不幸损害的分配。在适用第829条的其他场合，涉及的同样为不幸损害分配，因为违法但无过错的行为在侵权法的意义上亦被视作单纯的不幸。[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