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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厦门市人大常委会


厦门市专利保护规定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厦门市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于1999年3月30日通过（公告第十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专利保护，保障专利权人及公众的合法权益，及时处理专利纠纷和查处冒充专利行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结合厦门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厦门市行政区域内从事专利及专利保护有关的活动，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厦门市专利管理机关（以下简称专利管理机关）负责本市专利保护行政管理工作。
科技、经贸、工商、公安、技术监督、海关等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做好专利保护工作。

第二章 专利管理
第四条 专利权人或专利许可合同的被许可方，有权在其专利产品或者专利产品的包装上标明专利标记和专利号。专利权人或专利许可合同的被许可方在标明专利标记和专利号时，应当同时标明专利种类。
第五条 专利权人或专利许可合同的被许可方有权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发布专利广告。发布专利广告时，应提供国家专利管理机关或其授权的地方专利管理机关出具的该专利权有效的证明文件。
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应当依法查验专利证明文件，对未提供专利证明文件的广告，广告经营者不得提供设计、制作、代理服务，广告发布者不得发布。
涉及专利的广告应当标明专利种类和专利号。
第六条 专利权人及其他单位和个人举办专利展览会、专利信息发布会等专利推广、交易活动时，应向专利管理机关登记备案。
第七条 下列行为是专利侵权行为，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一）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被授予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为生产经营目的而制造、使用、销售其专利产品，或者使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用、销售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
（二）外观设计专利权被授予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为生产经营目的而制造、销售其外观设计专利产品；
（三）专利权被授予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为上两项所述用途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进口依照其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
第八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侵犯他人专利权，不得故意为他人侵犯专利权的制造、使用、销售、进口等行为提供条件。
第九条 对侵犯他人专利权的行为，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专利管理机关处理，也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对侵犯他人专利权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可以向专利管理机关控告或检举。
第十条 对进出口货物涉嫌侵犯专利权的，专利权人及其利害关系人可凭有效专利文件请求专利管理机关实施保护。专利权已向海关备案的，可凭备案证书向海关申请保护；专利权未向海关备案的，可在申请保护的同时向海关申请备案。
第十一条 鼓励具备申请专利条件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
拥有专利权的企业、事业单位和有关组织应当建立专利档案，加强专利产权管理。
第十二条 国有资产占有单位对涉及国有专利资产产权变动的，应当依法进行专利资产评估。

第三章 专利纠纷的处理
第十三条 对下列专利纠纷，当事人无仲裁协议的，可以请求专利管理机关处理，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㈠ 专利侵权纠纷；
㈡ 有关在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至专利权授予前实施发明创造的费用纠纷；
㈢ 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属纠纷；
㈣ 发明人、设计人资格纠纷；
㈤ 职务发明人、设计人奖酬纠纷；
㈥ 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专利权转让合同以及其他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纠纷；
㈦ 其他专利纠纷。
第十四条 请求专利管理机关处理专利纠纷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㈠ 请求人与专利纠纷有直接利害关系；
㈡ 有明确的被请求人和具体的请求事项、事实根据；
㈢ 当事人之间无仲裁协议并且任何一方未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㈣ 属于专利管理机关管辖范围及受理事项。
第十五条 请求专利管理机关处理专利纠纷，请求人应当提交请求书。专利管理机关应在收到请求书之日起5日内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并书面通知请求人；决定立案的，应当同时书面通知被请求人。
第十六条 专利纠纷立案后，被请求人向国家专利管理机关申请撤销专利权，或向专利复审委员会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应在收到国家专利管理机关或专利复审委员会受理通知书之日起10日内，向专利管理机关书面申请中止处理。专利管理机关应作出是否中止处理的决定，并书面
通知当事人。
第十七条 专利纠纷案件的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十八条 专利管理机关处理专利纠纷时，可以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查阅与案件有关的档案、资料和原始凭证，进行现场检查。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地提供材料，协助进行调查；需要时应出具证明。
专利管理机关处理专利纠纷时，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隐瞒、转移、销毁与案件有关的档案、资料、原始凭证。
第十九条 专利管理机关及有关单位和个人对专利纠纷案件中涉及当事人商业秘密的证据及资料等，应当保密。
第二十条 专利管理机关处理专利纠纷应当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在立案之日起6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

第四章 冒充专利行为的查处
第二十一条 冒充专利行为是指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以生产经营为目的，将非专利产品冒充专利产品或将非专利方法冒充专利方法的行为，包括下列各项：
（一）制造或者销售标有专利标记的非专利产品的；
（二）专利权被撤消或者被宣告无效后，制造或者销售标有专利标记的产品的；
（三）专利权届满或者终止后，继续制造或者销售标有专利标记的产品的；
（四）为本条一至三项所述行为人印制或者提供专利标记的；
（五）伪造或者变造专利证书或者其他专利文件、专利申请文件的；
（六）将非专利技术称为专利技术与他人订立专利许可合同的；
（七）在广告中将非专利技术称为专利技术的；
（八）其他将非专利产品冒充专利产品或者将非专利方法冒充专利方法的行为。
第二十二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有冒充专利的行为，不得故意为他人冒充专利行为提供仓储、运输、邮寄、隐慝以及广告、传媒等条件。
第二十三条 专利管理机关对在监督检查中或接到举报发现有冒充专利行为的，应在5日内立案查处。
第二十四条 专利管理机关查处冒充专利行为，行使下列职权：
（一）询问当事人和证人；
（二）可以采用抽样取证的方法收集证据；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专利管理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7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
（三）检查与冒充专利行为有关物品，必要时可以予以封存；
（四）调查与冒充专利行为有关的活动；
（五）查阅、复制与冒充专利行为有关的合同、帐册等业务资料。
专利管理机关依法行使前款规定的职权，有关单位或个人必须予以协助，不得拒绝或阻碍，不得擅自启封、转移、处理被封存的物品。
第二十五条 专利管理机关封存与冒充专利行为有关的物品，必须经专利管理机关负责人批准。封存的期限不得超过6个月。
第二十六条 专利管理机关依法执行封存时，应制作封存清单一式两份，载明物品的名称、种类、规格、数量等，由承办人和当事人签名或盖章，各执一份。
第二十七条 专利管理机关查处冒充专利行为应自立案之日起6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第五条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第八条规定，侵犯他人专利权的，由专利管理机关责令其停止侵权，赔偿损失。
第三十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冒充专利或故意为他人冒充专利提供条件的，由专利管理机关责令停止冒充专利行为，消除影响，没收违法物品和违法所得。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1至3倍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隐瞒、转移、销毁与案件有关的档案、资料、原始凭证或擅自启封、转移、处理被封存物品的，由专利管理机关处以1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对专利管理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和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可依法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期满不起诉或不申请复议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专利管理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三条 专利管理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泄漏秘密、索贿受贿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1999年5月1日起施行。



1999年3月31日
论法律援助的德性


摘要：本文从法律援助产生的制度渊源着手，通过对维系法律援助制度的现实需要、利益衡平机制及法律理念的剖析，揭示了法律援助所蕴涵及应予彰扬之德性。
关键词：法律援助 德性 维系 彰显
法律援助的德性，系指蕴含于法律援助这一古老制度内核，并藉以维系、推动这一制度的理念、秉性和规则。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入，平等、公平、正义等法律观念深入人心的当今时代，探讨法律援助的德性，无论是对过去积垢的揭露、反思与矫正，还是对未来的展望、设计与完善，应当说皆是不无裨益的。

一、法律援助制度及其德性溯源
法律援助制度源自十九世纪的英格兰。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其法律援助主要有民事法律援助和刑事法律援助两种形式。为更好的为经济上处于弱者地位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英国成立了专门的法律服务委员会负责管理法律援助事务。在英国，法律援助作为国家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其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在《获得司法公正法》通过后，民事法律援助和刑事法律援助分别被两个新的计划所取代，即社区法律服务和刑事辩护服务。《获得司法公正法》对英国法律援助体系最大的影响是将全新的合约制度引入了英国法律援助体制中。随着合约制的引入，英国提供法律援助的主体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只有那些通过法律服务委员会质量认定并与之签订合约的律师事务所和其他法律服务机构，才能提供相关的法律援助服务。在民事法律援助方面，除原来的事务律师外，许多非赢利机构也能承担这项工作，前提是它们必须符合法律服务委员会制定的统一质量标准并获得法律服务委员会的合约。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法律服务委员会虽与所有符合质量要求的律师事务所签订合约，但并不完全依赖律师事务所从事该项工作。[1]
大体来说，资本主义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慈善阶段”，在这一阶段，仅表现为对穷人的法律援助，因此常被称为“法律帮助”、“法律救济”。第二阶段是“政治阶段”。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在欧美主要国家已初步建立，天赋人权的观念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所极力标榜的宪法原则，法律援助也进一步社会化，由单纯的慈善事业向国家责任转化。第三阶段为“国家福利阶段”。二战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大幅度增长，西方各国经济飞速增长，出现了一批福利国家，为了实现社会的平等，西方各国进一步以社会为本位，在司法制度上强调当事人有取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这代表了当今西方各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新趋势。
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援助制度形成于本世纪中叶，它是世界经济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产物。目前它已为世界上一百四十多个国家的宪法和一些国际公约确认为保障公民权利的一项基本原则。
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始于1994年。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法律援助事业迅速发展，为实现社会平等，促进司法公正，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立法不统一、定位不明晰、经费管理混乱等问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85号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已于2003年9月1日生效施行，标志着我国的法律援助从最初的无法可依、自行其是的混沌局面步入了法治轨道。
二、法律援助德性之维系
笔者认为，维系法律援助制度的纽带有三：保障基本人权的现实要求、法律援助各方当事人权责利的合理衡平以及对平等、正义、公正等法律理念的信仰与弘扬。
（一）法律援助制度是保障基本人权的客观要求
实施法律援助是保障人权的重要内容。法律援助的实质是国家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对法律服务资源进行再分配，以保障贫弱残疾者不因经济能力、生理缺陷所限而平等地获得法律帮助，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
法律援助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初期通常被认为是律师为了公共利益而应其职业道德义务自发地向穷人提供援助的一项慈善行为，体现的是律师高尚的职业道德；十九世纪中后期，法律援助被确认为一项国家责任，它成为政府为保障社会平等，实现社会正义而专门设立的司法保障制度，体现的是政府对社会大众生存权利的保障责任。
现代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标志，即是将法律援助从传统的律师个人慈善和社会道义行为发展为国家对公民的一项司法救济和保障措施。这一转变不仅使法律援助的德性得以维系和发展，也为法律援助的推行、发挥实效提供了拓展的平台。
（二）法律援助德性的维系还基于其各方当事人责、权、利的合理衡平
当事人权、责、利的合理衡平是法律援助德性张扬的根基，它包含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法律援助是政府（或称国家）对弱势民众的带有福利性质的司法救济责任。无论是出于保障人权的考虑，还是基于统治的需要，现代国家都负有为处于社会弱者地位的民众提供免费的司法救济的义务。而且，这种义务是绝对义务，其带来的是绝对的责任，即：国家须从其财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无偿的支助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弱势民众。时下，有些司法行政机关将地方企业赞助款买了设备与轿车，在不支付任何费用的情形下，却强行摊派推行法援工作，这无疑违背了法律援助的本质要求。
第二，就受援者而言，其接受法律援助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这种条件可以是生理的弱势，如聋、盲、哑、未成年等，也可能是经济上的弱势如收入水平过低甚或没有收入来源等，还可以是其他的法定要件，如诉讼的性质或死刑案件等。接受法律援助者无须支付费用，但需保证自身符合条件的真实性，某些时候还需提供相应的证明。
第三，就具体实施法律援助的法律工作者而言，法律工作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属于理性的“经济人”，其进行法律工作是为实现养家糊口的基本要求与不断自我提高的社会消费需求。法律援助只是他们为社会应尽的一种责任，但这种责任并非一定是“无偿”的——必要的办案经费必不可少。这既是法律工作者的权利，也是国家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责。
上述各方的权责平衡不仅是法律援助德性的内在要求，也是立法者在法律援助制度的设计上需加以凸现的必经之义。
（三）法律援助德性系对平等、正义、公正等法律理念的信仰与弘扬
法律援助制度是法制观念不断发展的结果，是由近现代的资产阶级学者首先提倡的。它的主要理论根据有三，一是认为司法机器若想正常恰当地运行，则为穷人提供有效之法律援助是必不可少的；二是从人道主义和慈善的角度出发也要求这种服务；三是一个具有良好秩序的国家，所有的公民都必须获得法律信息，获得专门司法人员意见和服务的平等权利。一般来说，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在成文法国家，公民所应享有的这种权利，都直接或间接地规定在宪法原则之中。
首先，从制度价值的角度讲，法律援助有利于促进社会正义，即主要通过司法的正义来实现社会的正义。同时，法律援助加快了人类社会迈向文明的步伐，它不仅帮助人类用文明的方式解决冲突，而且最大限度地避免暴力冲突的出现；它不仅自身蕴含丰富的道德价值，更是以制度化的方式保障道德文明的重要措施。
其次，法律援助制度更是对平等的制度化的阐释。“在西方法律传统中，法律被设想为一个连贯的整体，一个融合为一体的系统，一个‘实体’，这个实体被设想为在时间上是经过了数代和整个世纪的发展。……法律不是作为一个规则体，而是作为一个过程和一种事业。”[2] 平等不成为信仰，法律平等不过是一种规则上的平等，而不会成为生活实践。平等在伪法治国家仅仅是一种法律条文，而不是一种信仰，因此，不可能拥有自己诚实的司法实践。
一般而言，平等保护要实现两个法律目标：“保护我们的权利不受政府侵犯以及通过政府保护我们的权利不受其他公民侵犯”。[3]与此相关的，平等保护往往通过三种渠道来完成：限制政府特权、法治原则、法律援助。限制政府和法治原则从否定方面实现了法律的平等原则，法律援助则从肯定方面贯彻平等原则。然而，无论是法治原则，还是对受歧视团体的法律援助，平等保护背后一直起作用的是对平等的信仰。法律援助制度不仅是对平等的法律信仰的推崇，更是这种法律信仰的体现。[4]
再次，法律援助的德性需要实践的检验与完善。我国法律在规定公民权利的同时，规定了有诉诸司法以维护自己权利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公民实际上拥有诉诸司法的能力与途径。由于公民在法律方面的实际能力受其知识、财富、才干、身份、职业、地域以及社会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公民能否诉诸司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诉诸司法，诉诸司法后又能够受到怎样的保护，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往往会造成享有同等法定权利的公民，在实际享有权利、诉诸司法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为着保障公民权利，实现司法公正，必须完善司法救济制度，进一步拓展法律援助。
三、法律援助德性之彰显
如果说对法律援助德性的阐释与剖析仅仅是拉开了法律援助舞台的帷幕，那么，对法律德性彰显路径的揭示则折射了法律援助的优雅舞姿。笔者以为，在《法律援助条例》业已颁布生效的今天，宜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法律援助的德性予以彰显：
（一）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强化、提高法律援助重要性的认识。
法律援助是国家的义务和政府的职责，法律援助工作不仅是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本质要求，也是依法治国、贯彻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必然体现。法律援助既是一项法律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更是一项群众工作，它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面对社会的弱势群体，解决他们在平等实现自己合法权益方面存在的 "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问题。只有真正让社会弱势群体通过法律援助渠道，在法律服务方面遇到困难能及时得到法律帮助，从而感受到社会正义及政府的关怀，实现和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和尊严，方能调动社会弱势群体的积极性，加速中国法治化的进程，进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此，必须进一步加大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通过宣传、学习，使平等、公正等法律观念深入人心，从而使法律援助的德性得以张扬，法律援助事业得以长足发展。
（二）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构筑法律援助网络，建立起社会共同参与的法律援助工作格局。
法律援助工作实质上是一种特殊公益事业，需要政府、法律工作者的支持以及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法律援助中心要加强对外联系，广泛发动社会各有关部门共同参与。不仅要加强与工会、妇联、共青团、残疾人联合会等群团组织的联系和配合，真正发挥这些部门工作职能的优势，而且，必要时还可以考虑在这些部门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以减轻法律援助中心工作的压力，扩大法律援助工作的覆盖面和社会影响面。同时，在严格按照法律的界定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好法律援助中心与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等其他法律服务机构的关系，工作上互相支持配合，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初步形成以法律援助机构为中心，以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为主体，由社会有关部门共同参与的法律援助工作格局，最大限度的彰显法律援助“救济弱者、匡扶正义”的德性。
　　（三）完善司法行政机关对法律援助工作的监督管理体制和法律援助机构的服务体制。
司法部已经明确授权法律援助中心对全国法律援助工作进行监督和管理，而对于省级法律援助管理机构，考虑到我国财政实行分灶吃饭、分级管理和部分法律援助案件由地方办理难度较大的实际情况，可以组织和协调处理高级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和一些在本省影响较大、地方法律援助机构办理确有困难的案件，但要明确不能由这些机构内部的工作人员办理。
　　《法律援助条例》中规定法律援助机构的服务体制可以“根据需要确定”，是指各直辖市、设区的市和县级地方司法行政部门确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援助机构的布局和数量，经济落后、律师资源稀缺、目前设立法律援助机构确有困难的地区，司法行政部门可以指派本部门内专门人员代行法律援助，也可以委托律师事务所组织实施。法律援助机构相互之间是平等的服务主体，没有层级差别。
（四）积极建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广泛开辟法律援助资源。
　　法律援助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一项社会事业，但主要是政府的职责，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主要由政府财政负担，应当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建立起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最低经费保障机制。同时，可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设立专门援助基金，接受社会的广泛捐助，专款专用，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功能。在开辟财力资源的同时，也要积极开辟法律援助的人力资源，使众多的优秀法律有才包括社会团体、法学院校有资格的优秀人才参与进来，为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同时，进一步完善社会福利系统。法律援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保险制度、税收制度、经济收入统计制度的多方配合。这两年上述制度都取得了很大发展，为顺利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了依据，今后须大力推动其进步。
[1] 种若静.英国司法体制分析及理论探讨[J]，司法部重点科研课题《中外司法行政体制比较研究》报告，中国司法网2002-6-8。
[2] 《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美）哈罗德-J-伯尔曼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年9月第一版,10。
[3] 《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美）哈罗德-J-伯尔曼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年9月第一版,13。
[4] 《宪政与权利》（美）路易斯-亨金 阿尔伯特-罗森塔尔 编 三联书店 1996年12月版,136。


作者简介：王保信，男，广东揭阳人，西南政法大学2001级经济法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