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
湖北省武汉市人大常委会
武汉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
（2012年9月25日武汉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2012年12月3日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本市轨道交通管理，保障轨道交通安全，维护乘客合法权益，促进轨道交通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轨道交通的规划、建设、运营及相关管理活动。
本条例所称轨道交通，是指本市地铁、轻轨等轨道公共客运系统。
第三条 轨道交通是社会公用事业，应当遵循统一规划、多元投资、配套建设、集中管理、规范运营、安全便捷的原则。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轨道交通建设的领导，统筹和协调本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及运营管理涉及的重大事项，并确定专门机构负责督办推进。
市发展改革部门负责本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和项目审批管理工作。
市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市轨道交通系统及地面配套路网系统建设的统筹，并负责轨道交通建设的协调、监督和管理。
市交通主管部门负责本市轨道交通运营的监督管理。
公安机关负责维护轨道交通治安秩序，对轨道交通的消防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市国土规划、城管、安监、价格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轨道交通有关管理工作。
轨道交通沿线区人民政府（包括开发区、风景区、化工区管委会，下同）按照规定的职责负责轨道交通有关工作。
第五条 轨道交通建设和运营单位由市人民政府依法确定。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负责轨道交通运营的日常管理，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有关部门和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就轨道交通方面的执法建立联动机制，发现违法行为及时查处；不属于本部门或者本单位管辖范围的，移送有管辖权的部门处理。
第六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应当支持轨道交通发展，保护轨道交通设施，维护轨道交通安全运营秩序。
供电、供水、排水、供热、供气、通信等相关单位，应当优先保证轨道交通的需要，保障轨道交通正常建设和运营。
第七条 轨道交通建设实行政府投资与社会投资相结合。鼓励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投资建设轨道交通，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市人民政府建立轨道交通建设发展专项资金，用于归集和管理财政拨付的用于建设和运营的各项专用资金。市财政主管部门和市审计机关负责对轨道交通建设发展专项资金实施监管。
第八条 轨道交通的建设和运营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享受政策支持和资金补助。
第二章 规划管理
第九条 轨道交通规划包括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建设规划、用地控制规划、线路综合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
市国土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市发展改革、建设、交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部门和轨道交通建设单位组织编制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用地控制规划和线路综合规划。
市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市规划、建设、交通等部门组织编制轨道交通建设规划。
轨道交通建设单位根据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建设规划、用地控制规划和线路综合规划，组织编制轨道交通修建性详细规划。
上述轨道交通规划应当按照规定程序报批。经依法批准的轨道交通规划不得随意变更，确需变更的，应当按照法定程序进行。
第十条 编制轨道交通规划，应当按照规定征求公众、市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区人民政府等方面的意见，合理安排轨道交通不同线路之间，轨道交通与铁路、航空、公路和城市其他公共交通之间的换乘衔接。
市国土规划主管部门在规划轨道交通车站用地时，应当根据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线路综合规划以及客流量、乘客换乘需要，预留换乘枢纽、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车场、安全消防设施、公共厕所等公共交通和公共设施用地。换乘枢纽应当与轨道交通线路同步规划、建设。
第十一条 城市规划确定的轨道交通及其配套设施用地，未经法定程序调整，不得改变用途。
第十二条 市规划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及本市有关规定，结合本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和建设规划，划定轨道交通规划控制区和规划影响区，并将依法批准的规划控制区和规划影响区纳入城市黄线信息库统一管理。
第十三条 轨道交通物业综合开发利用应当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和轨道交通线路综合规划的要求。
第十四条 轨道交通建设用地使用权依法实行分层登记。
在城市规划确定的轨道交通用地范围内，轨道交通建设和运营单位依法享有房地产开发、商业和广告等方面的经营权。
轨道交通建设和运营单位行使前款规定的经营权，不得影响轨道交通的运输功能和公共服务功能，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所获收益专项用于轨道交通的建设和运营。
第三章 建设管理
第十五条 轨道交通建设应当遵守国家基本建设项目管理规定，按照本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线路综合规划以及国家批准的轨道交通建设规划进行，并纳入本市城市建设年度计划。
第十六条 轨道交通建设需要征收房屋和土地的，由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区人民政府应当对被征收房屋和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安置、补偿。
第十七条 轨道交通工程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符合保护周围建(构)筑物以及其他相关设施的技术规定。
轨道交通工程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和设备、重要材料的采购，应当依法进行招标。
第十八条 轨道交通出入口、通风亭和冷却塔等设施应当与周边环境相协调；需要与周边已有建（构）筑物结合建设的，其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予以配合，造成损失的，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应当依法补偿或者赔偿。
第十九条 轨道交通车站周边建（构）筑物的所有权人要求与轨道交通连通的，应当在征得轨道交通建设或者运营单位同意后，依法报请有关部门审批。
第二十条 轨道交通建设使用地下空间时，其上方和周边建(构)筑物及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
轨道交通建设和施工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和减少对上方和周边建(构)筑物以及其他设施的影响；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予以补偿或者赔偿。
第二十一条 轨道交通建设需要使用管线和人防工程、建（构）筑物等设施档案资料的，相关部门、产权单位、测绘（勘测）单位、工程档案管理机构应当依法提供；需要进入相关建（构）筑物或者设施进行检测的，应当提前通知产权人和使用人，产权人和使用人应当予以配合。上述档案资料和检测数据，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只能用于轨道交通建设。
轨道交通建设和施工单位应当保护轨道交通沿线的通信、供电、供水、热力、排水、燃气和人防工程等管线和设施的安全。
第二十二条 轨道交通建设需要迁移管线的，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应当与管线产权单位协商确定管线迁移方案，并依法给予迁移补偿；管线产权单位应当予以配合。
第二十三条 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应当根据施工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在轨道交通沿线采取适当的技术保护及监测措施，相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第二十四条 轨道交通建设期间，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建设、交通等部门和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制定交通疏解方案、城市道路交通堵塞应急处理预案。
第二十五条 市交通主管部门应当组织轨道交通建设和运营单位制定轨道交通运营功能配置规范。轨道交通建设应当符合轨道交通运营功能配置规范的要求。
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在组织工程项目设计、建设时，应当配置安全可靠的运营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完善的轨道交通安全监测和施救保障系统，保障轨道交通安全、畅通。
第二十六条 市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对轨道交通建设工程（包括机电、信号等专业工程）的施工质量和验收过程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十七条 轨道交通建设工程完工后，应当按照下列步骤组织竣工验收：
（一）轨道交通建设单位按照设计标准组织初验，并组织不少于三个月的试运行；
（二）试运行合格的，交通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组织开展试运营基本条件评审，评审合格后，进行不少于一年的试运营；
（三）试运营验收合格的，交付正式运营。
第二十八条 轨道交通建设和运营单位应当按照有关环保标准，采取防噪声、防振动措施，减少轨道交通运行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第四章 运营管理
第二十九条 市交通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并公布轨道交通服务规范和轨道交通乘客守则，加强轨道交通安全宣传，指导和监督轨道交通运营活动。
第三十条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按照轨道交通服务规范的要求，安全、正点运送乘客，维护乘客合法权益。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在车站醒目处公布首末班车行车时刻、列车运行状况提示和换乘指示。列车因故延误或者调整首末班车行车时间的，应当及时告知乘客。
第三十一条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为乘客提供良好的乘车环境，履行下列义务：
（一）建立公共卫生管理制度，落实卫生管理和污染防治措施，保持车站和车厢整洁、卫生，保证空气质量和卫生状况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二）合理设置自动售票设施和人工售票窗口，安排工作人员引导乘客购票、乘车；
（三）保持售票、检票、自动扶梯、车辆、通风、照明等设施完好；
（四）出入口引导标志齐全、易识别，出入口、通道畅通；
（五）无障碍设施完好、畅通，在列车内为老、弱、病、残、孕和携带婴幼儿的乘客设置专座；
（六）车站、车辆广告设置合法、规范、文明；
（七）维护车站和列车内秩序，安排工作人员巡查，及时制止违法、违规行为；
（八）宣传安全乘车知识，及时播报运营线路、站点；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三十二条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轨道交通设施的管理和维护制度，按照规定检查、维护轨道交通设施，确保其正常运行和使用。
第三十三条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根据国家有关标准统一设置安全、消防、疏散等各类导向标志，周边物业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予以配合。
第三十四条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的工作人员应当具备与其岗位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驾驶、调度等岗位的工作人员必须经考核合格后，方可持证上岗。
第三十五条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定期向市交通主管部门报送运行情况和统计数据；根据运营要求、客流量变化等情况编制和及时调整运行计划，报市交通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六条 轨道交通票价应当与本市其他公共交通的票价相协调。票价的确定和调整应当按照规定召开听证会，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公布并执行政府确定的票价，对符合规定的乘客实行免票和优惠票价。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制定统一的便于乘客换乘的轨道交通车票制式。
第三十七条 轨道交通运行过程中发生故障而无法及时恢复运行的，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组织乘客疏散和换乘，及时向社会公布，并报市交通主管部门协调。乘客有权持有效车票要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按照原票价退还票款。
第三十八条 乘客应当遵守轨道交通乘客守则，爱护轨道交通设施，维护公共环境卫生。
第三十九条 禁止下列影响轨道交通运营秩序、公共场所容貌和环境卫生的行为：
（一）擅自在轨道交通车站、通道、出入口以及出入口周围五米范围内停放车辆、堆放杂物、摆设摊档等；
（二）在车站、列车内吸烟、随地吐痰、便溺、吐口香糖、乱扔废弃物；
（三）擅自在列车上和车站、通道、出入口刻画、涂写、张贴、悬挂物品等；
（四）携带宠物、家禽等动物乘车，残疾人携带有识别标志的助残犬除外；
（五）携带外表尖锐等易损伤他人的物品或者有严重异味、易污损设施的物品乘车；
（六）在车站或者列车内使用滑板、滑轮鞋等；
（七）在运行的自动扶梯上逆行；
（八）在车站、列车、出入口、通道躺卧、踩踏座椅、表演歌舞；
（九）在列车内进食；
（十）在列车内售卖物品；
（十一）携带重量、体积超过乘客守则规定的物品乘车；
（十二）其他影响轨道交通运营秩序、公共场所容貌和环境卫生的行为。
第四十条 在轨道交通列车、车站内拍摄影视剧、广告、宣传片等，应当征得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同意，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第四十一条 流浪乞讨人员在车站、列车内滞留的，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告知救助站，并配合救助站做好救助工作；对其中的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和行动不便的其他人员，由有关部门引导、护送到救助站。
第四十二条 市交通主管部门和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建立投诉受理制度，接受乘客的投诉。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自受理投诉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乘客对答复有异议的，可以向市交通主管部门投诉，市交通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乘客投诉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
第五章 安全管理
第四十三条 轨道交通建设和运营单位应当依法承担轨道交通建设、运营安全责任，依照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设置专门的安全管理机构，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安全责任，加强轨道交通建设、运营安全管理，保障轨道交通建设和运营安全。
建设、交通、公安、安监等部门应当将轨道交通建设、运营安全纳入重点指导、监督和检查范围，发现安全隐患的，应当责令轨道交通建设、运营单位采取措施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第四十四条 市交通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组织专业机构开展轨道交通运营安全评价，对安全评价中发现的问题，责令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及时整改。
第四十五条 轨道交通建设和运营单位应当按照反恐、消防管理、抢险救援、民防等有关规定，在轨道交通设施内设置报警、灭火、逃生、防汛、防爆、视频监控、紧急疏散照明、救援等器材、设备和标识，并定期检查、维护、更新，保持其完好和有效。轨道交通的视频监控系统应当与公安机关相关系统连接。
第四十六条 轨道交通建设和运营单位应当在轨道交通车站、区间及通风口附近采取保护措施，保障轨道交通的通风安全，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第四十七条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组织对轨道交通关键部位、关键设备和重要地段地质状况的长期监测工作，评估轨道交通运行对土建结构工程的影响，并针对薄弱环节制定安全运营对策。
第四十八条 在建和运营的轨道交通按照下列标准设置安全保护区：
（一）地下车站与隧道外边线外侧五十米内；
（二）地面和高架车站以及线路轨道外边线外侧三十米内；
（三）出入口、通风亭、变电站等建（构）筑物外边线外侧十米内；
（四）水底隧道结构外边线外侧一百五十米内。
因地质条件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扩大安全保护区范围的，由轨道交通建设或者运营单位提出，报市规划主管部门批准并公布。
第四十九条 在安全保护区内进行下列作业，有关主管部门在实施行政许可时，应当就申请人的作业方案和安全防护方案书面征求轨道交通建设或者运营单位的意见。作业方案和安全防护方案应当由具有专业资质的单位编制。对技术复杂的或者对轨道交通安全有影响的作业，有关主管部门应当组织专家进行评审：
（一）新建、扩建、改建或者拆除建（构）筑物；
（二）敷设管线、挖掘、钻孔、爆破、桩基施工、地基加固；
（三）打井、挖沙、采石、取土、堆土、疏浚河道；
（四）其他影响轨道交通安全的作业。
轨道交通建设或者运营单位对上述作业方案和安全防护方案进行技术审查，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出具书面技术审查意见并予以回复。
第五十条 作业单位或者个人进行第四十九条第一款所列作业时，应当告知轨道交通建设或者运营单位。
轨道交通建设或者运营单位应当对作业的安全性进行日常监督，发现有危及或者可能危及轨道交通安全的，应当要求作业单位或者个人停止作业，采取措施消除危害，并向相应的主管部门报告；对不需要行政许可的作业，向市建设或者交通主管部门报告。接到报告的部门应当依法处理。
第五十一条 禁止下列危害轨道交通安全的行为：
（一）携带易燃、易爆、有毒、放射性、腐蚀性物质和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进入列车、车站等轨道交通设施；
（二）在通风口、车站、出入口五十米范围内存放前项所列的物质；
（三）非法携带枪枝、弹药、管制器具进入轨道交通设施；
（四）拦截列车、阻断运输；
（五）进入轨道、隧道或者其他有警示标志的禁入区域；
（六）攀爬或者翻越围墙、栏杆、闸机、机车等；
（七）强行上下车；
（八）擅自移动、损坏、挪用、遮盖公共安全设施、防护装置和安全、消防、疏散导向等指示标志；
（九）擅自操作有警示标志的按钮、开关装置，非紧急状态下动用应急或者安全装置；
（十）损坏轨道、隧道、车站、车辆、路基、护坡、排水沟等设施设备；
（十一）损坏和干扰机电设备、电缆和通信信号系统；
（十二）在轨道上放置、丢弃障碍物，向轨道交通列车、机车、维修工程车等设施投掷物品；
（十三）在轨道交通的地面线路轨道上擅自铺设平交道口、平交人行道；
（十四）在轨道交通水底隧道安全保护区内的水域抛锚、拖锚；
（十五）在轨道交通地面线路或者高架线路轨道两侧修建妨碍行车瞭望的建（构）筑物或者种植妨碍行车瞭望的树木；
（十六）其他危害轨道交通安全的行为。
轨道交通建设和运营单位应当对违反前款规定的行为进行劝阻和制止。
第五十二条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设置安检设施，可以对乘客及携带的物品进行安全检查，乘客应当接受检查。拒绝检查的，不得进站；强行进站的，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第五十三条 单位或者个人发现轨道交通建设、运营安全受到危害的，应当向公安机关或者轨道交通建设、运营单位报告。经查证报告属实的，由轨道交通建设或者运营单位给予奖励。
第六章 应急管理
第五十四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法规，制订轨道交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建立应急处置联动机制。
市建设和交通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市轨道交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分别制订轨道交通建设、运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制订演练计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轨道交通建设和运营单位应当制订本单位的轨道交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报市建设、交通主管部门备案。
第五十五条 轨道交通建设和运营单位应当配套建设应急救援场所及相应的设施，定期组织应急处置培训和应急演练，建立与地面交通应急处置联动机制。
第五十六条 市交通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信息发布制度，及时将运营突发事件信息、救援信息及换乘信息向社会发布。
第五十七条 因节假日、大型群众活动等原因造成客流量上升的，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及时增加运力，疏导乘客。
当轨道交通客流量激增，影响安全运营时，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可以采取限制客流量的临时措施，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同时向市交通主管部门报告。市交通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组织疏散乘客。
第五十八条 轨道交通建设或者运营发生突发事件，轨道交通建设或者运营单位应当立即启动本单位的应急预案，同时向市人民政府、市公安机关以及市建设或者交通主管部门报告。
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突发事件的可控性、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启动相应级别的轨道交通应急预案，及时组织指挥处置，尽快恢复轨道交通建设、运营。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区人民政府以及电力、通信、供水等单位，应当按照轨道交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进行应急保障和抢险救援。
涉及恐怖袭击、治安突发事件，市公安机关应当启动相应的反恐、治安应急预案，依法予以处置。
第五十九条 因自然灾害、恶劣气象条件或者发生安全事故以及其他突发事件，严重影响轨道交通安全的，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可以暂时停止线路运营或者部分路段运营，组织乘客疏散，并向市交通主管部门报告，向社会公布。
轨道交通因地震、火灾等重大灾害停运后，市交通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对轨道交通进行安全检查，组织专家论证或者委托专业机构鉴定，经确认符合安全运营条件的，方可恢复运营。
第六十条 轨道交通运营发生人身伤亡事故，应当按照先抢救受伤者，排除障碍，及时恢复正常运行，后处理事故的原则处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碍轨道交通正常运营。
发生人身伤亡事故，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市公安、安监、交通、卫生等部门应当对现场进行勘察、检验，依法进行处理。
第六十一条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对运营过程中乘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伤亡是乘客自身健康原因和故意造成的除外。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有关轨道交通规划、建设、安全、应急及价格管理规定的，由相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轨道交通建设不符合运营功能配置规范的，未配置安全可靠的运营、服务设施或者未建设完善的安全监测和施救保障系统的，由市交通主管部门责令轨道交通建设单位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建议有关部门和单位依法给予处分。
第六十四条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由市交通主管部门查处：
（一）违反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未按照规定公布或者告知乘客有关事项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第三十二条规定，未按照规定检查和维护轨道交通设施的，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建议有关部门和单位依法给予处分。
（三）违反第三十四条规定，安排未经考核合格的驾驶、调度等岗位工作人员上岗的，责令立即改正，对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并建议有关部门和单位依法给予处分。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的，由轨道交通运营单位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有第一项、第六项至第十项、第十二项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二）有第二项行为之一的，处一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百元以下罚款。
（三）有第三项行为之一的，责令清除，并按每处五十元予以罚款。
（四）有第四项、第五项或者第十一项行为之一的，拒绝其乘车；已乘车的，责令下车，并可以处一百元以下罚款。
无车票或者持无效车票乘车的，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可以按照单程总票价补收票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倍票价以下的罚款。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的工作人员依法取得行政执法资格后，方可实施本条规定的行政处罚。市交通主管部门应当对轨道交通运营单位的执法活动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
第六十六条 作业单位或者个人违反本条例第五十条规定在安全保护区内作业，未履行告知义务的，由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并予以警告；造成危害轨道交通安全后果的，由有关部门责令整改，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七条 有本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一项至第七项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依法查处。
有本条例第五十一条第八项至第十六项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并对单位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轨道交通设施损害的，除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外，还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九条 相关部门和轨道交通建设、运营单位的工作人员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分；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七十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开发区，是指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风景区，是指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化工区，是指武汉化学工业区。
轨道交通设施，包括轨道交通的路基、轨道、隧道、桥梁、车站、出入口、通道、通风亭、车辆段及控制中心、站场、车辆、机电设备、供电系统、通信信号系统、消防系统、供排水系统及其附属设施等。
轨道交通规划控制区，是指为了保障轨道交通规划的实施而在规划的轨道交通沿线划定的一定范围，该范围内的建设和作业等活动受到严格限制；规划影响区，是指在规划控制区外侧划定的一定范围，该范围内的建设和作业等活动受到合理限制。
第七十一条 本条例自2012年12月28日起施行。2008年7月16日市人民政府公布的《武汉市轨道交通建设运营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我国商业贿赂现状的法律分析
汪晶
『摘要』据国际机构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发表的报告显示，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商业贿赂情况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商业贿赂给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虽然对商业贿赂的规定在法律上并非空白，但是法律规范的零散性足不能应对如今商业贿赂现象的严重性与复杂性，随着国家对反商业贿赂的日益重视，出台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反商业贿赂法是适时与必要的。
『关键词』社会危害；商业贿赂；构成要件；反商业贿赂法
The Legal Analysis about Commercial Bribery in China
Wang Jing
(Law School,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Economics, Shanghai,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from international agency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China is one of the more serious countries about commercial bribery problem in the present world .The commercial bribery has brought much serious harm to economy and the whole society. Commercial bribery is not blank in China’s legal system, but the legislation is scattered. Therefore it can not be applied to solve the more gravity and complexity phenomenon of the present commercial bribery. With the country’s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anti-commercial bribery, it is the time to legislate an anti-commercial bribery law.
Key words: Societal harms; Commercial bribery; Constituent conditions; Anti-commercial bribery law
2005年，全球最大的专业性诊断试剂公司——美国德普（DPC）在中国天津的子公司因为对中国的医院人员行贿而遭到了美国《反海外贿赂法》的制裁，受到高达480万美元的罚款。这样大型的跨国公司因为在中国行贿受到处罚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为什么以成熟的经营理念与方式营利的跨国公司也会走上行贿之路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也融入了中国的本土观念，商业贿赂已经成为中国一些行业特别是医药行业中的“潜规则”，从业者已经陷入了“谁不给就出局”的“囚徒困境”。
一、商业贿赂在我国大行其道的原因及社会危害
（一）原因分析
据报道，2000年至2005年上半年，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查处各类商业贿赂案件13606件，案值达52.8 亿元，罚没款约8.1 亿元。如果再加上那些尚未被查处的，商业贿赂在我国的严重性可见一斑，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原因。
1． 社会体制原因
可以说，商业贿赂是进入市场经济体制后才有的，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企业在产品生产、销售和原材料供应等方面，全部由国家计划部门来安排。流通领域里，国营商业与供销部门均需严格按国家规定的进销差率进行，一直从货源供应到批发、零售的一系列流转活动。由于企业的产、供、销各环节均受国家计划调节，企业本无经营自主权，再加上国家对企业与市场又实行严格的行政管理，所以没有商业贿赂的必要性。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有了经营自主权，产品的流转依靠市场的反应，为了使得自己的产品打入市场，获得更高的效益，一些经营者开始采用商业贿赂的形式，久而久之，在一些行业，商业贿赂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了。另外，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又很不成熟，政府的干预较多且缺少透明度，在原料和辅助材料短缺的条件下，以各种手段获得行政的支持、获得项目、获得特许、获得物资成为必要和可能，这就为商业贿赂中更为严重的权钱交易打开了方便之门。
2． 思想认识原因
很多时候，企业在进行商业贿赂的行为时并没有认识到这种行为是法律禁止的，他们认为要使自己的产品推出市场就有必要给他人一些“好处”，这样的“好处”是约定俗成的。例如不少企业把法律明令禁止的回扣行为与正常折扣混为一谈。在工商部门查处时，拒不承认自己的回扣事实，对回扣造成的社会危害更是不以为然。有的企业甚至把工商部门的正常执法行为告上法庭。不仅企业对商业贿赂的认识模糊，整个社会对此的认识也是不清晰的，很多人虽然知道了有类似行为的发生，但他们也觉得这是正常的现象，不会因此而向工商部门举报或提供线索。
3． 法律制度原因
首先，在立法上，我国有关商业贿赂的法律法规主要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刑法》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这些法律法规对商业贿赂的规定不仅零散而且简单，给那些想进行商业贿赂的人有了可趁之机。其次，在执法方面存在多头执法的情况，有时候几个部门都对商业贿赂进行管理，有时却没有一个部门理睬，使很多商业贿赂不能被惩处，这在客观上助长了商业贿赂的盛行。第三，在司法上，主要是当商业贿赂严重到触犯刑法时，由于取证难等原因，使商业贿赂在定罪量刑上出现了疑难。可见，我国对商业贿赂在法律方面是存在较大的缺陷与漏洞的。
（二）商业贿赂的社会危害
1．商业贿赂作为一种不正当的竞争方式，首要的危害就是破坏了正常的交易秩序，阻碍了市场竞争机制正常地发挥。它使在经营中坚持诚实信用原则的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影响了企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妨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影响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2．商业贿赂的存在令经营者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使得本来就处于弱势的消费群体增加负担；更为严重的是商业贿赂会使一些劣质产品流入市场，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利益，特别是在医疗行业，更会损害消费者的健康乃至生命。
3．商业贿赂使很多交易转为地下，造成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据有关部门资料显示，建筑企业每年的经营费用约占营业额的2%至3%，而其正常的费用范围仅仅在0.3%至0.5%之内。在全国药品行业，由于商业贿赂每年流失的国家资产即达7.72 亿元，约占全国医药行业全年税收的16%。
4．商业贿赂中的权钱交易加剧了社会腐败的泛滥，为犯罪的滋生提供了温床。有人行贿就必然有人受贿，在我国受贿的主要人员还是那些有着公共权力的人，商业贿赂使得这些人可以不顾法律走上犯罪的道路。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就是一个典型范例，案件中共有600多个涉案人员被审查，近300人被追究了刑事责任。其中，有近200名党政机关和行政执法部门的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近150名党政干部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5．商业贿赂之风越吹越大，削弱了我国吸引外资的能力，破坏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就“德普”事件来看，德普公司因为行贿受到了严厉的处罚，但是受贿的我国医院却未有惩处，这必然令外国企业觉得进入中国市场的尴尬。一方面，要进行商业贿赂才能在中国更好的发展，另一方面却又要时刻担心会受到自己本国反海外贿赂法律的重惩。
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商业贿赂的规定
1993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首次规定了商业贿赂是应被禁止的不正当行为，但未在法律中使用“商业贿赂”一词，并且规定也相当简单与模糊。为此，1996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了《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其中首次明确使用了“商业贿赂”一词，并对相关概念有较为明晰的规定，因此本文将对《暂行规定》中的商业贿赂作一阐述。
（一）商业贿赂及其构成要件
《暂行规定》第2条第2款规定，商业贿赂是指经营者为销售或者购买商品而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该定义较为准确与简洁，但对以排斥竞争对手获得交易机会这一商业贿赂的本质特征却未能在定义中予以揭示。另外从狭义来看这里的商业贿赂仅指商业行贿，此亦可用反证法说明之，即如果将《暂行规定》对商业贿赂的定义中“贿赂”换为“受贿”，是显然无法理解。另外商业受贿的目的并非为了占领市场，获取竞争优势，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经济的或非经济的各种需要，其行为本身不具有反竞争性。因此它不构成竞争法上的商业贿赂，原则上应由其他法律如行政法、刑法来调整。由此可知，竞争法意义上的商业贿赂一般仅指商业行贿。 当然，由于行贿与受贿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两者必定是相互关联甚至是互为前提的，司法实践中若人为地将两者割裂开来显然是教条主义，也不利于司法救济。因此《暂行规定》特设专条明确两者可并案处理。 但笔者这里对商业贿赂的定义是作广义理解的，此也可以是为了行文的方便。
从定义来看，商业贿赂的构成要件包括：（1）主体是行贿者和受贿者，很明显行贿者是经营者，包括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其中法人不限于企业法人，还包括依法从事经营活动的事业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是指依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个人包括作为经营者的个人，例如个体工商户等。对于受贿者条文中虽没有明确规定，但是根据定义可以界定为“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并不局限于交易行为的对方单位或个人，还包括有关交易关系以外的单位或个人，甚至可以包括政府机构及其官员。 （2）主观上必须是故意，其目的是获得交易机会或更多利益，并排除诚实的同行竞争者。如果贿赂的目的不是销售或购买商品，如为了解决户口、私放罪犯而行贿受贿等就不是商业贿赂。（3）客体也就是商业贿赂采取的手段即表现形式，《暂行规定》中明确了财物和其他手段，这在下文中具体介绍。（4）客观后果是造成了市场的不公平竞争，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损害了诚实经营的经营者的利益和广大消费者的利益。
（二）商业贿赂的表现形式
《暂行规定》中明确了商业贿赂的手段即表现形式包括两类，财物及其他手段，财物是指现金和实物，包括经营者为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假借促销费、宣传费、赞助费、科研费、劳务费、咨询费、佣金等名义，或者以报销各种费用等方式，给付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财物。 其他手段，是指提供国内外各种名义的旅游、考虑等给付财物以外的其他利益的手段。这里主要介绍几种实践中常出现的且在《暂行规定》中明确列举的：
1．回扣
《暂行规定》第5条将回扣定义为“经营者销售商品时在帐外暗中以现金、实物或者其他方式退给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一定比例的商品价款”。这里强调的是“帐外暗中”，它是一个不能分割的特定术语，其实质涵义归根结底是不在法定帐上依法记载。 这也是与折扣相区分的重要点。还要注意的是回扣的主体只是经营者中的销售者，回扣的收受人只是“对方单位或个人”，不包括第三人，否则可能系一般意义上的商业贿赂或佣金。另外作为回扣的客观方面的手段只能是财物，不应包括其他非物质利益。因为回扣的本质在于“回”，即系由对方支付的价款(或变相的价款)中按一定比例列支的，显然已是用货币作了衡量，因而只能是现金或有价物，若将无法用货币形式折算的非物质利益纳入其中，则必然造成概念的混乱。 因此《暂行规定》中将回扣的表现形式界定为“现金、实物或其他方式”是有不妥之处的。
2．折扣
根据《暂行规定》，折扣即“商品购销中的让利，是指经营者在销售商品时，以明示并如实入帐的方式给予对方的价格优惠，包括支付价款时对价款总额按一定比例即时予以扣除和支付价款总额后再按一定比例予以退还两种形式。”反映在会计制度上就是商业折扣和现金折扣。折扣和回扣虽然在形式上相似，但是二者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折扣原则上是合法的，是一种商业惯例，但回扣都是非法的。一般都将帐外暗中作为区分折扣和回扣的关键，但在实践中很容易出现许多表面上取得合法形式的所谓“折扣”，他们的后果和回扣是一样严重的。因此折扣和回扣的本质区别在于折扣的给予是事出有因的，经营者之所以给消费者以折扣，是因为消费者也向经营者提供了实质意义上的利益，如老客户、现金支付等。除此而外，折扣通常发生在日常消费品领域，而回扣可以发生在各个领域和各个经济层次。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是不完善的，对折扣应该有更为全面的规范，包括折扣的财务处理、确定折扣的比例，使折扣和回扣两者最本质的区别能真正体现出来。
3．佣金
《暂行规定》第7条规定了商业贿赂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佣金，“是指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给予为其提供服务的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中间人的劳务报酬。”这里首先涉及的是“中间人”的法律地位问题，从定义看“中间人”必须是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人，否则将直接构成一般意义上的商业贿赂。不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中间人为他人提供服务而收取佣金属无照经营。这是佣金与回扣、折扣的最大区别。另外收受佣金必须明示并如实入帐，但《暂行规定》对没有明示并如实入帐收受佣金的情况却没有说明，其实这种情况是比较复杂，因为它可能构成商业贿赂行为，也可以是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应进行个案分析。
4． 附赠
在商业领域附赠是被认为一种合法的促销手段，但若对其不加以规范仍会出现
商业贿赂的现象，因此《暂行规定》第8条对附赠作了规定。但没有界定附赠的涵义，按照通说，附赠是指经营者在商品交易中，附带地向交易对方无偿地提供一定数量的现金和物品的行为。附赠的对象既可以是经营者，也可以是消费者，从《暂行规定》来看只是限于经营者，对经营者向消费者的附赠是否为商业贿赂并没有规定。从近几年的商业实践来看，许多附赠行为都是经营者针对消费者而采取的，有些附赠的赠品价值往往和商品价格相差无己甚至高于商品价格，而消费者也是由于受到赠品的影响才去购买商品，这实际上对消费者已产生了不正当的引诱，使建立在质量、价格、服务基础上的竞争机制遭到破坏，影响了社会的公平竞争，其本质上和商业贿赂没什么区别。因此，我国法律非常有必要对向消费者进行附赠的行为也进行一定的规范。另外考虑到赠送小额广告礼品已成为商业惯例，对竞争秩序构不成危害，因此《暂行规定》对此作了例外处理。
三、我国反商业贿赂法的制定趋势
商业贿赂成为“潜规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人也感觉到了商业贿赂带来的巨大危害，它虽然发生在经济领域，但却不会停步在经济领域。一个盛行商业贿赂的社会，绝不是一个规范的、有秩序的社会。为此，国家将2006年作为治理商业贿赂的关键一年。新年伊始，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把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作为当前反腐倡廉要重点抓好的六项工作之一加以强调。在随后的中央纪委公报中，将反商业贿赂作为2006年中央的反腐败重点。接下来的2月15日和24日，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两次对“治理商业贿赂”进行了部署。与此同时，一份由中央纪委负责起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下发到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为治理商业贿赂而由中央纪委牵头成立的“反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其成员也由原来的18个部委扩充到22个部委。各地各部委齐声响应，打击商业贿赂之风呈现出如火如荼之势。商业贿赂的治理是困难的，需要各个方面的协调与配合，包括舆论的有效宣传，各行各业的专项治理等等，其中更重要的是法律的支持，虽然目前的《暂行规定》对商业贿赂有了界定，但其立法层次实在太低且内容不够全面完善，因此应当制定一部层次高内容全的反商业贿赂法，以维护正常的竞争环境。
因此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对商业贿赂作更为全面的规定，明确商业贿赂的定义和构成要件，扩大受贿方的主体范围，不局限在国家工作人员，让那些处于灰色地带的医生等可以行使一些公共权力的人也能规定在反商业贿赂法中，这样才不会出现“德普”事件中的中国医院人员未受到严厉处罚的情况。其次，针对我国特有的多头执法的现象，应该在反商业贿赂法中加以明晰，未构成犯罪的商业贿赂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执法，构成犯罪的由检察机关进行统一立案侦察。另外，在法律责任方面可以实行更为严厉的处罚，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缺一不可，这可以使执法机关根据商业贿赂的性质和情节轻重，决定处罚的种类及方式，采取从较轻的行政处罚到民事责任直至提起刑事诉讼的具体措施。
从另一方面来说，随着我国经济“走出去”的步伐加快，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经营活动扩展到海外。我国已经发生了通过贿赂行为与东道国官员进行勾结，取得某种当地身份，将国有资产或股份制企业的财产转移到境外的实例，这些行为对我国经济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如果制定了海外反贿赂法，就可以对我国企业和个人及其境外分支机构、离岸公司进行及时有效的法律监管，杜绝上述情况发生，从而保护我国的经济安全。而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尚无针对我国成员在经济活动中向国外主体行贿的规定，不能不说是一个欠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