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办法
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政府
西安市人民政府令第84号
《西安市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办法》已经2009年2月23日市人民政府第71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5月1日起施行。
市长 陈宝根
二○○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西安市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电力生产和建设顺利进行，维护正常供用电秩序，保护电力投资者、经营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国务院《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和《陕西省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市电力行政管理部门是本市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其所属的电力行政执法监察机构具体负责本市行政区域内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工作。
长安区、临潼区、阎良区及市辖县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管理工作。
第四条 公安、规划、建设、市政、国土资源、林业、市容园林、工商、质量技术监督、城管执法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工作。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电力设施和电能的义务，对危害电力设施和电能的行为，有权向电力行政执法机构或公安机关举报。
第二章 电力设施保护
第六条 市、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城市电网建设与改造规划，统筹安排电力设施建设用地，不得在输电线路走廊和电缆通道内批准妨碍电力设施安全的建设项目。
第七条 下列设施属于电力设施保护范围：
（一）发电厂、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等厂、站内的设施；
（二）发电厂、变电站外各种专用的管道（沟）、储灰场、水井、泵站、冷却水塔、油库、堤坝、铁路、道路、桥梁、燃料装卸设施、避雷装置、消防设施及其有关辅助设施；
（三）架空、地下、水底电力电缆和电缆联结装置，电缆管道、电缆隧道、电缆沟、电缆桥，电缆井、盖板、入孔及有关辅助设施；
（四）电力线路上的变压器、电容器、电抗器、断路器、隔离开关、避雷器、互感器、熔断器、计量仪表装置、配电室、箱式变电站及其辅助设施；
（五）电力调度场所、电力调度通信设施、电网调度自动化设施、电网运行控制设施；
（六）法律、法规规定需要保护的其他设施。
第八条 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设立并维护电力设施保护和安全警示标志。
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及其周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可能造成电力设施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生产经营者应当另行设立安全警示标志。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移动和破坏电力设施保护和安全警示标志。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在发电厂、变电所用地范围内堆放可能危害电力设施的垃圾、易燃物、易爆物等物品或者其他有害化学物品；
（二）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垂钓，或者在架空电力线路导线两侧各300米的区域内放风筝；
（三）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架空电力线路杆塔、拉线基础外缘保护范围内进行取土、打桩、钻探、开挖或者焚烧物体；
（四）增加被架空电力线路跨越的建筑物、构筑物高度，或者在架空电力线路下堆砌物体、种植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植物，导致安全距离不足；
（五）以封堵、拆卸等方式破坏与电力生产运行有关的供水、排水、供电、供气、通道等设施；
（六）擅自攀爬电力杆、塔设施，或在架空电力杆、塔上搭挂各类缆线、广告牌等外挂装置；
（七）擅自在电缆沟道中施放各类缆线；
（八）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危害电力设施的行为。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本市碑林区、新城区、莲湖区、雁塔区、未央区、灞桥区行政区域内从事下列活动时，应当制定安全措施并经市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一）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及打桩、钻探、开挖等作业；
（二）起重机械的任何部位进入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作业；
（三）小于架空电力线路与穿越物体之间的安全距离，通过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
（四）在电力电缆线路保护区内进行作业。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前款规定以外的本市其他区域内从事上述活动时，应当经所在区县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十一条 电力线路与通讯线路及其他线路管道不得相互妨碍。新建线路、管道与原有的线路、管道确需并行或者交叉穿越时，新建单位与原有线路、管道的管理单位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并签订协议后，方可施工。
新建架空电力线路不得跨越房屋和储存易燃、易爆物品仓库的区域。特殊情况需要跨越房屋时，电力建设企业应当采取安全措施，并与有关单位或个人达成协议。
第十二条 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的植物经自然生长后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定期予以修剪。
电力企业应当加强对电力线路的安全巡查，发现电力设施保护区范围内植物不足安全距离的，应当通知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在十日内予以修剪；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在十日内拒绝修剪的，电力企业可以进行修剪。修剪电力设施架设后栽种的植物时，电力企业不予支付相关费用。
涉及古树名木的，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出售、收购废旧电力设施器材应当符合有关规定。电力行政执法监察机构可以会同公安、商贸等行政管理部门对辖区内废旧物资回收单位进行检查。
第三章 电能保护
第十四条 电力企业和用户应当遵守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行政管理部门有序用电的规定，保障电网运行安全。
发生自然灾害等突发公共事件时，电力企业和用户应当服从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行政管理部门的用电安排。
第十五条 用户不得有下列危害供电、用电安全，扰乱正常供电、用电秩序的行为：
（一）擅自改变用电类别；
（二）擅自超过合同约定的容量用电；
（三）擅自使用已经在供电企业办理暂停使用手续的电力设备，或者擅自启用已经被供电企业查封的电力设备；
（四）擅自迁移、更动或者擅自操作供电企业的用电计量装置、电力负荷控制装置、供电设施以及约定由供电企业调度的用户受电设备；
（五）未经供电企业许可，擅自引入、供出电源或者将自备电源擅自并网。
第十六条 供电企业用于结算收费的用电计量装置应当经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合格。
用户发现用电计量装置发生故障、损坏或者丢失，应当及时告知供电企业。供电企业应当及时处理。
第十七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方式窃电。禁止胁迫、指使、协助他人窃电或者向他人传授窃电方法。禁止生产、销售专门用于窃电的装置。
第十八条 供电企业用电检查人员对于现场发现的窃电行为，应当予以制止，并收集、提取有关窃电行为的证据，报电力行政执法监察机构处理。
第十九条 因窃电造成用电计量装置等供电设备损坏以及造成停电事故的，窃电人应当赔偿损失。
第二十条 用户危害供电、用电安全或者扰乱供电、用电秩序，严重影响电力安全的，电力行政执法监察机构可以依法要求供电企业中止供电。
电力企业为制止窃电行为，可以中断窃电用户的用电，但是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用户对中断供电有异议的，可以向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行政管理部门投诉。受理投诉的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处理，在三日内做出是否恢复供电的决定。
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电力企业应当在24小时内恢复供电：
（一）被中断供电的用户停止窃电行为，并已承担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被中断供电的用户提供了担保；
（三）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行政管理部门做出了恢复供电的决定。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二条 电力行政执法监察机构应当加强对电力企业和用户执行电力法律、行政法规情况的监督检查。电力行政执法监察人员应当文明执法，不得泄露检查中获知的被检查单位的商业秘密。
第二十三条 在用户受送电装置上作业的电工，必须经考核合格，取得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方可上岗作业。
承装、承修、承试供电设施和受电设施的单位，必须经审核合格，取得承装（修）电力设施许可证后，方可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领取营业执照。
第二十四条 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制定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的应急预案。相关部门和电力企业应当按照应急预案的要求，做好有关工作。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相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七条 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行政管理部门以及电力行政执法监察机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9年5月1日起施行。
从美学的观点看法律——法美学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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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国滢
（一）
或许是由于工业化和商品化时代滥用理性和“计算”规则的缘故，我们现在已愈来愈丧失了黑格尔所称谓的“理念的感性显现”（审美）的能力。崇高物象的心灵激荡，“无利害感”的游戏冲动，诗歌语言引动的惊异与纯喜，无限想象的自由伸展的渴望，“风格”、“趣味”的体验与追求，以及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所描绘的“酒神状态的迷狂”[1]，似乎也渐渐远离了我们感性直观的视野。以至于，当我们从艺术和美学的观点来审视被高度理性化的意志所宰制的所谓“法的世界”的时候，我们要面临着那些把法学作为纯规范科学的专家们的指摘，“法美学”的理论旨趣甚至可能会被看作是“不伦不类的妄议”而遭受讥讽，被排拒于法学神圣庄严的殿堂的大门之外。人们难以接受的事实是：法律怎么能够成为美学或艺术的“视之对象”呢？
所以，当德国法学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在其《法哲学》（1932年德文版）一书中主张通过文学创作和艺术作品来认识法律的本质，并且要求建立一门法美学（Aesthetik des Rechts）之时，他实际上已经注意到“法的世界”和“艺术（美）的世界”之间的隔膜给现代人类的心性所造成的深刻影响。拉德布鲁赫指出，随着文化领域的特定化，法与艺术逐渐趋于分化，甚至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法是文化构体（Kulturgebilde）中属于最为僵化的一种，而艺术则是变动的时代精神最为灵动的表达形式，两者处在自然的敌视状态。那些富于才情的浪漫诗人甚至咒骂法律，把它们看作是“每时每刻折磨人的心灵、令人恐惧的东西”[2]。我们在学术史的发展中发现：正是由于法律和艺术（美）分属不同的精神领域的缘故[3]，那些早年抱持“寻找一份体面的职业”投考法学院的才华横溢的学子们（如歌德、席勒、马克思、雅斯贝尔斯），不堪承受法律所造成的“心灵的折磨”，后来又纷纷放弃从事法律职业。
不可否认，法学是反映人的经验理性的学问，是人的法律经验、知识、智慧和理性的综合体现。自然，法学也可能会渗透研究者个人的感性的观察和领悟，但它绝不是个人感情的任意宣泄。就其本性而言，法学是与一切展现浪漫趣味和别出心裁的思想方式相抵牾的。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法律活动愈来愈趋向专门化和职业化，法学与法律的语言经过法律专家们的提炼、加工，已经演变成不完全等同于“日常语言”一套的复杂的行业语言。在谈到其特点时，拉德布鲁赫指出：“法律的语言是冷静的：它排除了任何情感的声调；法律的语言是刚硬的：它排除了任何说理；法律的语言是简洁的，它排除了任何学究之气（Lehrabsicht）。”[4]
我们还可以说，法律的语言具有精确的意义和所指，但由于它们是需要专家操作或“表演”的语言，是一种由高度发展的文字伪饰过的语言，它们也就不那么贴近人们生动活泼、多姿多彩的感性生活，而总是与普通人的感性直观保持着一种“距离的间隔”，有时甚至会抑制人们通过审美的自由追寻“终极愉悦”（极乐）的那种渴望和冲动。这样，至少就近现代的所谓“法学家的法”（Juristenrecht）而言，它们表面上愈来愈丧失了令普通人感到亲和愉悦的直观的趣味，这亦无形中遮蔽了它自己独特的审美的性质和价值。
（二）
历史悠远的距离所造成的朦胧感，可能会唤醒我们现代人心灵中一丝尚存的审美意识，促使我们去探看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所谓“亦法亦歌”的规则，研究那种与人类的感性正义观念浑然一体的生动的“活法”（lebendiges Recht），甚至也会对那些与我们的性情和认知完全隔膜的现代法律（法典）或司法活动产生审美的兴趣。
感谢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科（Giambatista Vico, 1668-1744），他在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给人类带来巨大的“能力感”的时代，写下《新科学》（scienza nuova）一书，把我们的心性带到古代如梦如幻的精神世界，使我们感受到先民那种不同于技术理性和数学方法之“诗性智慧”及其创造物的魅力。“诗性的经济”、“诗性的伦理”、“诗性的政治”、“诗性的宇宙”，如此等等的语言背后的意义空间所展示的图景，至今仍然在我们受技术宰制的心灵里产生震颤。
维科以其独特的语辞分析和生动的笔调描绘出“法”起源的自然意象。他关于古罗马“法”（ius）一词的诗性推论，透现着对法律的一种审美情感。维科指出：
古代法学全都是诗性的，……古罗马法是一篇严肃认真的诗，是由罗马人在罗马广场表演的，而古代法律是一种严峻的诗创作。[5]
其实，在更早的时期，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国家篇》（《理想国》）和《法律篇》中已经隐约地表达了相同的思想。柏拉图把“法律和社会组织的美”视为一种居于较高层次的“美”[6]；在他看来，建立一个城邦的法律是比创作一部悲剧还要美得多，最高尚的（悲剧）剧本只有凭真正的法律才能达到完善。历史上的一些伟大的立法者（如斯巴达的莱库古和雅典的梭伦）才是伟大的诗人，他们制定的法律才是伟大的诗。[7]
晚出于维科的德国著名童话作家（《格林童话》的著作者之一）、历史法学派的重要代表雅可布·格林（Jacob Grimm，1785-1863）于1816年发表长篇论文《论法之诗》（Von der Poesie im Recht），从诗性的法律语言、法律象征、诗歌形式诸角度考察了法与诗歌之间的关系以及德意志古法中的诗性规则（法律的韵律）。他在文章的开篇即表达了与维科相同的观点：
法和诗相互诞生于同一张温床。……的确，两者的起源都建立在两种本性之上：一种建立在惊奇之上，一种建立在信奉之上。这里的惊奇，我更愿意把它当作是任何一个民族法律和民歌的开始。……所以，诗中蕴涵有法的因素，正象法中也蕴涵有诗的因素。[8]
也许是受雅可布·格林等一批法律史家所开创的研究传统的影响，“法与诗歌”、“法与戏剧”、“法与绘画”、“法与美”等等论题，亦间或地进入德国晚近的法学家们的理论视野。总体上讲，德国人对我们能够想象到的问题，已经作了尽可能广泛的讨论。这里，仅列举其代表性成果之要目，以便我们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历史法学派的后期领衔人物奥托·冯·祁克（Otto von Gierke）著《德意志法上的幽默》（Der Humor im deutschen Recht，1871）；
新黑格尔主义法学派首创人约瑟夫·柯勒（Josef Kohler）著《在法学舞台前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 vor dem Forum der Jurisprudenz，1919）；
齐特尔曼（Zitelmann）著《作为艺术的法学》（Die Jurisprudenz als Kunst，1904）；
T·施泰因贝格（Theodor Sternberg）著《法律中的笑话》（Der Witz im Recht，1938）；
G·缪勒（Georg Mueller）著《我们民族诗歌中的法与国家》（Recht und Staat in unserer Dichtung，1924）；
A·巴拉赫（Adolf Bachrach）著《法律和想象》（Recht und Phantasie，1912）；
汉斯·费尔（Hans Fehr）著《绘画上的法》（Das Recht im Bilde，1923）；《诗里的法》（Das Recht in der Dichtung，1931）；《法律上的悲剧》（Die Tragik im Recht，1945）；
H·施托克哈默（Hubert Stockhammer）著《作为科学的美学和法学》（Aesthetik und Jurisprudenz als Wissenschaften，1932）；
